梦寻者的生活流

·陈放·

  这篇报告文学我是在一个偶然(读过本文,你就会知道主人公是多么在意“偶然”)的机会里读到的,当时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当教师,并且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

  此后,又多次回忆起此文,特意到北京图书馆(现在已经叫“国家图书馆”了)找来复印下来,并把它输入到电脑中。每次重读,心里都非常压抑。但又觉得确实是篇好文章。现把全文及同时刊登的评论放在网上与朋友们共赏,时间紧张的朋友可以下载阅读。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年华:已经是半夜了,你睡不着,耳听窗外蟋蟀的鸣叫,悄悄地虚构以自己为主角的故事:

  如果你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你再次在心底扫描他的形象;甚至微微撅起的嘴唇,等待他火热的一吻;你想寻找他,但不知他姓什么,也不知道他在何方;你给他起了一个又一个响亮的名字,但总不如意;今夜,你为他又流下纤细的泪水,因为,你觉得是他欺侮了你。

  如果你是英姿勃发的少男,你不知今夜她是否还会闯入你的梦境,你微闭着眼睛,靠想象来丰满她的形象,诱她入梦,她是你的公主,你太崇拜她了,只吻过她的脚趾头,今天,一定要吻她的芳唇,不再让他逃脱。

  这样的好年华,你有过,我有过,他有过。我们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主角。如今,主角是别人。

  呜呼!那些入睡前的朦胧故事,早已忘记了,因为,年岁渐长,梦想早已随着童心的消失而溃散。

  你说,多亏我早早放弃了不着边际的梦想,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过来,才有今日的成就和幸福。

  我不否认你的成就,但怀疑你的幸福。好了,我不和你争辩,因为一个男人急等着出场,向你讲述他的梦寻故事。

  四十八岁。你对这个年龄怎样认识?是正逢中年还是中年已过,抑或是“土埋半截”了?

  他的解释可能会令你吃惊:“今年,我四十八岁,在这青春尾声的时候,认识了她。”

  青春永驻的信念,确实给他带来了奇迹。他看上去虽然不是什么“青春尾声”,但也不象一般奔五十的人那样体肥、谢顶、肌肉松懈、行动缓慢,他仍然保持少男时代的瘦削身材,穿裤腰二尺一寸的巴拿马西裤,头发乌黑,连脸上常带的微笑也总是腼腼腆腆的。

  他近五十年,有过无数个梦想。如果其中一个梦想实现了,他也不会象现在这样,是一个半死不活小厂的工人。而他的工种又是最没出息、最没技术,最繁重的开料工——把象砖头一样的光学玻璃,切割成一块块、一片片。

  他来了,有些事还是让他自己告诉你吧。我奉劝你一句,不要问他的年龄,因为他不会对你说实话。他三十多岁的时候,他跟别人说二十多岁;他四十多岁时,跟别人说三十多岁;无论实际年龄多大,他报岁数绝不超过三十五岁,因为这是社会公认的青年的年龄上限。到今天为止,他的岳父母仍然不知道他到底青春几何;连他刚登记的对象,也只是知道他“四十出头”呢!

  还有,如果他对你说,他的父亲是从事金融业的高级知识分子,我劝你打个折扣,信他一半就是了,因为他的父亲不过是某银行的小职员。但当他讲述自己的罗曼史,我劝你坚决地相 信。一般人不敢对人言的私事,他可以非常坦然地告诉你,这倒不是因为他“厚颜无耻”,而是率真的天性使然。

1

  我的父亲是从事金融业的高级知识分子 。但他对我性格的形成,并没有什么影响。他古板、守旧,象银行票据一样一丝不苟、准确无误。辛辛苦苦劳作了一生,什么也没有挣下。我从他那儿继承的,是一间不足八平方米的 小屋。

  和父亲算盘式的生活相反,我从小就不喜欢被框起来,被串起来。我喜欢无拘无束。有一天,父亲的算盘散了架,算盘珠满地打滚。父亲让我爬到床底下去捡失落的算盘珠,我磨磨蹭 蹭,很不情愿。那些可怜的算盘珠在牢笼里关了几十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作简单的运动,如今它们终于离开那可诅咒的木棍与四框,满地跑,满地蹦了,那就让它们多自由一会儿 吧。

  “爸爸,床底下太黑,我看不见。”

  “你真笨!”

  爸爸的话还没说完,屁股就钻到床底下去了。爸爸前几年就退休了,他越来越衰弱,但每挪 动一步,每转动一次目光,仍然象当年那样,有很强的目的性;包饺子时他把包好的饺子摆在盖帘上,规规矩矩,使你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去,都是一条直线。我爱我的爸爸,从心底可 怜他,我一直想把我对他的发现告诉他,“爸爸,你就是一架算盘,一辈子让别人拨弄,从不知道离开小木棍和四框还有别的生活。”

  这话,我一直也没敢说。

   从小我就知道,我不能象他那样生活。

  我们家,离东交民巷并不近,但自从我在那条街偶尔走过一次后,就爱上了它。每天放学,都要先到那儿转转,然后再回家。

   童年的印象,至今不能泯灭。

  那时的东交民巷,还是使馆区。一幢幢典雅的尖顶楼房,喷溢出异国的芳香;雕花的大铁门后面,必定藏着另一种生活;街道上行人很少,看不到除此一条街外随处可见的捡破烂、蹬三轮车、卖废纸等贫穷生活场面;蓝眼睛、黄头发、西服革履的洋人,不时在我眼前昂然走过,香水味夹着我听不懂的外国话被风儿送到我跟前。这里,不仅让我享受到异国情调,而且体会到一种贵族气派。我觉得自己都变得高贵起来。

  我坐在马路沿子上出神。这里一砖一石、一草一木因染上洋味,而使我头晕目眩。一次,一个胖胖的洋女人领着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姑娘,从我面前走过。小姑娘还冲我点头微笑。我不禁从马路沿子上站起来,尾随在她们身后。路旁,有个中国老太太奇怪地打量我,我 心里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我和外国人在一起哩,你们看见了吗?

  胖女人领着她的女儿进了一扇雕花的大铁门,我被一个警察抓住了了:

  “小孩,这不是你玩的地方,快回家吧!”

   要是我的眼睛也蓝、头发也黄、也有个胖胖的洋妈妈,他还敢冲我这么横吗?他才不敢呢!我看见他是怎么冲洋女人点头哈腰了。

  从东交民巷使馆区回到家,就什么趣味没有了,永远是一样的饭莱,处处是呆滞的黄面孔; 在低矮的屋顶下,连想象的翅膀都张不开。只盼着第二天再到我的东交民巷。

  那一天,下着小雪,我坐在使馆门口的马路沿子上,怎么也不想回家。只不过出了一会儿神 ,天就黑了下来。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这样更好,整个东交民巷、整条街,都是我一个人的了。

  忽然,一条卷毛狗在我的脚边停住了。我伸手抚摸它,它很温顺。连洋狗都比中国的强。中 国狗只会干嚎干叫,这条洋狗还会冲我摇头摆尾呢!

  “你好,孩子。”

  我仰起我的小脑袋。

  一个洋老头。

  他弯下身来,象我摸他的狗一样摸着我的头发。我的头发是自来卷,可惜不是黄的。

   “你不冷吗?”

  我摇摇头,没说话。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这多少消除了我的紧张,但他毕竟是洋人呀,我从未和洋人说过话呢。

  “你的家就在附近吗?我经常看到你。”

   我又摇摇头,还是不敢说话。

  “我住这里,孩子,到我那里玩一玩,好吗?”

  我多么想跟他去呀,但不知是由于害怕,还是摇头的惯性,我又摇头了。

   “再见,我的孩子。”

  洋老头牵着他的卷毛狗走了。

  我依然在细碎的雪花中出神。书包上,已经蒙上了厚厚一层雪花。

  当时,我才十一二岁,没有意识到我的摇头使我失去了一次扭转命运羊头的机会。以后,当 我屡遭失败、在贫困生活里打圈圈时,对儿时的无知就更加懊恼。如果,当时我跟洋老头进了他的公寓,他会送我一只玩具狗,或者几本外国画报,教我一两句外国话。有了第一次, 就会有第二次,他会经常邀我去他那儿作客。他说“再见,我的孩子”就表明了他对我的好感。也许,他孑然一身,身边正缺个孩子作伴,他会主动提出作我的养父,我当然不会拒绝 。他会出钱送我到国外读书,也许是剑桥,也许是哈佛;而最后,他临死时,会给我一大笔遗产。……这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被我的摇头断送了。

2

  有人说我“高不成,低不就”,所以到今天一事无成。不,不是这样,我的一连串失败,是运气不好。

   失去了求学这一机会后,我想抓住工作,来调整命运的羊头。找一个符合自己情趣的工作,也许比大学更能改变现状。大学毕业后不还是要工作吗?而且也不一定能分配到理想的部门 。

  六十年代初期,工作还比较好找。先后有几十个部门都被我错过了,总觉得不够理想,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是怎样到了一个只有一百多人的街道小厂的。是它“天文仪器厂”的厂名 引起了我的联想吗?还是“先在这儿忍忍,骑着马找马”的想法使我迷失了理智,作出错误的选择?

  我从小喜欢天文,对着星星发呆,自有无穷的乐趣。我曾透过天文望远镜的透镜,看过月亮 上的环形山。这间天文仪器厂除了名字外,一切都与天文无关。只能生产幻灯机镜头和简单的小透镜。我用自己的感觉和联想,把集体所有制的街道小厂和月亮上美丽、神秘的环形山 等同起来了。于是,我成了它的一名工人。

  我的工种是开料。我的开料还不如牛顿时代的外国设备。一个简陋的木架子放着一根铁轴和铁槽,铁轴上是个薄薄的圆铁片,铁槽里是砂子和水,铁片的半截陷在砂子里;铁片转动起 来后,把砂子带上来,一丝一厘地去磨厚厚的光学玻璃,把玻璃磨削出一道深沟、直至磨消断开,就算开出了一块料。开一块砖头大的料,切一道口,就需六七个小时。两只手要紧紧 按住在薄铁片切割下不断颤抖的玻璃,砂子和水溅到手上,又冷又痒,可一动也不敢动,用力稍不均匀,玻璃就会碎裂。砂浆在铁槽里翻滚,我深深地陷了进去,动弹不得,一直到今天。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调换个工作。象当初求职一样,总想找个更好一点的单位、符合我心愿的工作。既然我已经受了这么多年的罪,调换工作再不顺心就太对不起自己了。挑来挑去 ,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到今天,仍然守着我的开料机,守着肮脏、冰冷的砂子和水,听薄铁片和玻璃磨擦时发出的不知是谁的呻吟声。能够看得到的变化,除了我的手在泥沙 的浸泡下越来越粗糙外,便什么也没有了。

  我仍想调换工作。你有什么路子吗?给我介绍介绍。部门嘛,最好是信息行业;工作时间也最好是弹性工作制的;如果是涉外工作,我也不是外行,必能愉快胜任的。在一般人避外国人如瘟疫、恐怕戴上“特嫌”、“里通外国”大帽子的时代我早就开始了我的外交活动。不能不说,我是身体力行地体现了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虽然,每次的结局并不美妙。

3

  我对异国他乡的向往,不仅是对东交民巷的依恋,诚然,我一直保留着到使馆区散步的习惯。使馆区迁到建国门外后,离我家 更远了,但我仍隔三差五地去溜溜。那儿有一种特殊的氛围,给你想象的机会。既然,一个开料工人没有出国访问的机会,那就到外国的橱窗徘徊徘徊吧,聊胜于无嘛。

   王府井的外文书店和出售外国唱片、外国报纸的地方,也是我寻寻觅觅的所在。

  我的英语水平很低,根本看不懂外文书报,但总想从书的封面和报纸上的照片,寻找到外 部世界的点滴信息;仿佛遥远的地平线,虽然知道永远走不到它的跟前,多少也有些慰藉,因为,我毕竟看到另一种生活的影子。

  我渴望接触外国人。正如人类对外星人和UFO有着浓厚的兴趣、千方百计寻找接触的契机一样,我也寻找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外星人,就是UFO。

  一九六四年,我在游泳池结识了一位英国小姐,她叫迪莉雅,在广播学院教英语。

   迪莉雅身材修长,皮肤白析,和她在水中嬉戏,顿觉生命刚刚开始。透过她白嫩的皮肤可见皮下蓝色的血管若隐若现 ;蓝色的眼睛后面跳跃着红色和橙黄色的火焰;她的笑声无拘无束,不象中国姑娘那样忸忸怩怩,故作娇羞。我到她住的友谊宾馆找过她,在传达室的会客单上如实地填写了姓名和工作单位。会客比较困难,我有意识地在她常走的路口徘徊,果然见到了她几回。我送过她三斤糖炒栗子,她送我一张照片。到今天,这张照片我仍然珍贵地保留着。

   当我到友谊宾馆再次找她时,迪莉雅不在了。三名公安人员等着我,让我说明和迪莉雅的关系。

  我如实地写了“外交报告”。当然,三斤栗子里没有杂带任何情报,也没有情书。因为,迪莉雅已经结婚了,她的丈夫汉斯,也在北京工作。

  一九七二年,我又一次获得了施展外交才能的机会。在东风市场里面的信托商店,我遇到三男二女共五个外国人选购地毯。我熟悉北京市各信托商店的同类物品差价(为什么有此技能 ,等一会儿再告诉你),便主动向外国友人介绍说,买地毯不如到前门外铁柜地毯商店,那里品种多,价格也较便宜。他们听懂了我的意思,冲我点点头,表示感谢。就此分手了。也 许是缘份未断,在东风市场卖烟酒的柜台前,我和五名外国人又相遇了,他们一再向我招手致意。我想,我的热情一定给他们留下了中国人民殷勤好客的印象吧。谁知,我早已被人跟上了。愤懑压迫我的胸膛。那好:咱们索兴来个假戏真唱。我学惊险影片的侦察员的样子,故意在东风市场转来转去,仿佛要甩掉尾巴似的,尾巴不但没有甩掉,反而越来越大,有五六个人盯上了我。

  左转右转,我上公共汽车。我发现,一辆自行车紧紧咬住不放。他们真是训练有素。我在阜成门站下了车,我家就在车站旁边。这回,我真的服了;一辆灰色的小轿车早就在车站等 着我了!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知道我将要在阜成门车站下车呢?

  这一次的“外文报告”内容比上一次丰富,除了交待我与外国人交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外,还保证今后再也不犯此类错误。

  十年之后,我又犯下了“错误”。

  一九八三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穿着工作服,走进月坛公园旁边的峨嵋酒家,寻一张桌子坐 下,买了几角钱的小吃。不一会儿,进来一中一洋两个姑娘。她们走到我的桌旁。

  那个中国姑娘不很秀丽,但有种文静气质。洋姑娘总是很活泼的。

   她们请我替她们照看放在桌子上的书包,我忙不迭地答应了。为什么不呢,十年前和二十年前那两次“外交报告”的不愉快,早已烟消云散了。

  我们在同一桌上共进晚餐。我宁肯把它说成是工作晚餐,象外交使团那样。我也的确作了工 作,我尽我所知,向她俩介绍了川菜的麻、辣、香等特点。并邀请她俩到我家作客,品尝我父亲的正宗川菜手艺。

  “你是什么身份?”中国姑娘问我。

   “我是工人,我们光学仪器厂就在附近。”

  “请你留下地址吧,我们会去的。”

  在约好的日子里,她俩没有来。反倒来了两位不速之客:警察。

   为什么要请外国人到家里来?

  你有什么打算和目的?

  我知道,是我写第三份“外交报告”的时候了。

  我不相信中国“事不过三”的训诫,难道一件事要成功,只需三次努力就够了吗?中国成语矛盾重重,毛病太多:有时鼓励“三思而行”,有时又鼓励“当机立断”,到底是什么对?

  如今,从事个人外交的勇士越来越多了。前几天,我到美国使馆门口散步,见等待赴美签证的幸运儿比电影院门口散场与进场交叉时的人还多。当初,我在大使馆门口溜弯的时候,谁敢在这是非之地多呆上三分钟?你稍一停留,不知从什么地方就会冒出一个蓝衣蓝裤的人, 他用低到只有你一个人能听见、而声调却带有无限威慑力的声音说:“快离开这儿!”你只好连屁也不敢放地乖乖走开。

  朋友们取笑我说:“那些在前几年还不知道大使馆的门冲哪边开的人,现在早已到了纽约了 。可你这个从小就想出去的家伙,仍然只能在使馆门口转弯。你说说,你怎么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我能说什么呢,总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也许是我命不好。说到出国,我怕是连“晚 集”也赶不上了。

4

  我曾说过,我对北京市信托商店同类旧货的差价,了如指掌。这要靠对市场进行经常细致的深入调查。

   我喜欢旧货,并不是因为没有钱去买新货,尽管,没有钱也原因之一。这话有点颠三倒四。有点钱,不多。六十年代,我每月工资是26元。七十年代是41.50元;现在,八十年代是 59元,你挣多少?

  我喜欢旧货,是因为它千姿百态,每件与每件有不同的风格,不象新货那样千人一面;更主要的,是旧货已经有了一段旅程,它们被不同的人使用过,因而有了人性;你抚摸一架旧德 国钟,或者是摆弄一辆旧荷兰三枪牌自行车,会有奇异的感受,仿佛从中可以窥探它们旧日主人的风貌。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市场上很少有洋货出售。而旧货市场就不同了。它几乎是万国博览会,尽管大多数是破烂。

  西四、西单、菜市口、东单、王府井。旧家具、旧地毯、旧照相机。所有的旧货市场,都有我的足迹。我甚至有过一两次成功的买卖,把在西单买到的旧货拿到东单信托部去卖,或者从菜市口买了再拿到西四去卖,由于旧贷不存在统一的标价,有时可从倒来倒去中赚三五块钱。

  但我还是赔的时候多。

  我花三十七块,买了一架德国旧钟。上一次弦,它能走四百天。但是,它太老了,必需放在绝对水平的地方才能走动,最好是在水平工作台上。我家的桌面大概达不到它要求的精度,它非但走不了四百天,连四天走不了,只好把它又卖回信托商店,拿回来三十三块。赔了四块。

  我还买过一个日本式的炉子,它周身搪瓷,镶有雕花的炉盘。买回来后,可惜不能使用,因为它必需烧红煤。红煤是什么样子,到现在我也没有见过。我只好象四百天钟一样,再把它 卖回信托商店。哪知,无论我同意赔多少锗,信托商店也不收了。一个老营员笑着说:“这炉子放在这儿三年了,都没卖出去。好容易碰到了你这么一个买主,我们收回来,卖给谁? ”

  “废物!你这个废物!”爸爸敲着日本炉子冲我吼。

  “小心点,爸爸,它是搪瓷的。”

  我赶快把炉子藏在角落里。

   旧货,有的还有文物价值。我曾花了三块钱,买了一台木制的手摇唱机,它是老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正宗货;不仅机壳是木头的,连主轴也是木头的,大喇叭象朵大大的牵牛花。看着它,不禁想起了爱迪生时代。它的主要部件——木轴——坏了,我送到无线电修理部,他们对它也很惊奇。配一个木轴需要八块钱。到了取货的日子,我没有去,因为挤不出八块钱。 等于白白送给维修部一台美国造手摇唱机。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感谢我?也许反而会骂上一句:“白白让我们浪费了工时!这玩意儿,卖给谁,谁也不要,倒霉!”

   倒霉的是我,又失去了一件外国文物。

  一片树叶,引起诗人的遐思;一个苹果,造就了万有引力。一件旧货,它所包含的比树叶和苹果都要多。

   从废品公司、信托公司、各种清仓处理门市部,我买回来许多东西:橡皮车轱辘(也许它曾装在什么战车上)、一桶凝固的油漆(只花了三角五分,买回来后,就被爸爸扔到垃圾箱里了 )、一件十九世纪的英国军大衣(花了我四十五块钱,人们说我穿上象个怪物)、一块旧地毯(它已完全是麻袋片、而且布满了窟窿,妈妈把它剪成椅垫,至今还在使用)、两个秤(一个秤 最大称量五公斤,一个五十公斤,虽然都不能使用,但秤铊是铜制的,铜制的秤铊越来越少见了)……

  对旧货的选择,我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标准,有时觉得它很便宜就买了(这一点爸爸和我 看法不同,他认为,即使再便宜,买一件废物,比如凝固了的油漆,也是浪费),有时觉得它能给我带来想象(比如那件十九世纪英国军大衣,它的昔日主人可能是一位伯爵,披这件 大衣征服过埃及,而今天,我是它的主人,拥有伯爵的东西的人,算不算伯爵?)有时觉得它能驱散我生活的寂寞(象木制手摇唱机)。我要是有钱的话,我会买更多,当然,那还需要 一个贮藏室。象我现在的八平方米住房是不够的。

  有几件旧货,就是因为没地方存放,而白白花了钱。

  我在地安门信托商店买了一辆没有车轮的三轮车,费了九牛三虎这力把它扛回了阜成门。父亲一见,差点晕倒,母亲又指点我“败家子、败家子”地抹起眼泪。家里又确实没地方安排这个庞然大物,我只好又费九牛四虎之力把它扛到住在景山的一个同学那儿。半年之后,那个同学告诉我,你那个破玩意儿锈成了铁蛋,到底要不要?

  我没敢说要。要回来,放哪儿呢?

  最难找出购买动机的,是我在十年前和二十年前,曾买过两张儿童床,二十年前买的那张是木床,很结实,才花了七块钱,四周有栏杆,保证小孩不会摔到床下。十年前买的那张,是铁床,涂着蓝色的油漆,很漂亮。

  这两张床,都是我扛回来的,但没有扛回家。一张存到同学那儿,一张存在亲戚家。到今天 ,父母也不知道我买过两张旧的儿童床。如果知道,一定会指着鼻子申斥我:“你对象还不知道在哪儿呢,着急买什么儿童床!”

5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对象在哪儿。

  和父辈不一样,我对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怀着几分恐惧。中国人,不能任意地从这个城市迁移到那个城市,户口制度牢牢地把你钉在一个城市。那么好吧,在这个城市里挪动挪动行 不行!实际上也不行,换房也是非常艰难的。调换个工作单位,也是困难重重。永远不变的城市,永远不变的住房,永远不变的工作单位,这一切真象是算盘的四框,你只好在四框内生活。而家庭,就是算盘里的一根根穿算盘珠的小木棍;人是个算盘珠,如果你在被某一根小木根穿起来,那活动的范围就更狭窄了,只能以小木棍为轨道,作简单的位移。

   我之所以不愿意早婚,实在是为了保持稍广一点的生存空间。搞对象,要讲条件,在千条件万条件中,未婚,是个最基本的条件。

  未婚——我非常珍惜这个能带给我自由选择的条件。凭借着未婚,我想和谁交朋友就和谁交朋友,这是我的权利,我干嘛要早早断送呢?还有,我之所以特别珍惜自由选择配偶的权利,更因为它在我的生活中是唯一能按照自己心愿去进行的事情,它不需要请示领导,也不需 要组织审批。我要保留自己的心愿,保留自己的梦;在这个梦里,我始终是主角;也只有在我的梦里,我才是主角。

  特别是在高考落第、求职失败——失去了两次改变命运的契机后——求一佳偶,是我改变命 运的最后一个契机;它对我的重要,绝不亚于决战前夕的御前会议。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早熟,上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对女同学就充满了好奇:她们站着能不能撒尿,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我对女性美的评价,把乳房的丰满放在首位,童年在东交民巷看到的外国女人高高隆起的乳房,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非常神秘,只能凭想象去感觉它的弹性,初次领略乳房的魅力 ,而今说时心里仍小鹿撞撞。

  从乳房向上爬,我又发现了脸蛋美,住下看,发现了大腿的美;最后,才发现全身各部的匀称美所表达出来的整体美,这才是我应该追求的。我的思维好象是先局部而后整体,但对局部的重视始终不衰。有一次,大家对维纳斯塑像评头论足,我的看法使举座皆惊。我说:“ 她失去双臂,这没什么,主要的部分还在,比如乳房。”

  给我介绍对象的热心肠的人很多,三十多年来不少于几百个吧,我从不拒绝别人的好意,无论多 忙,也要抽出时间去见上一面。尽管去时并不抱有希望,有时,甚至就是为否定而前去会面的。我要亲口告诉面前的女人,当然是用礼貌和温存的语言:我们分手吧。

   一个个女人被我否定掉了。有的见过一面,有的来往过几回,但最长的也没有超过三个月,当然,其中不少回是因女方看不上我,我处在被否定的地位。这又有什么关系,她们不否定 我,我也要否定她们的。只有否定前一个,才能追求后一个。不断的否定,才有不断的追求。

  况且,我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未来的妻子身上了,这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 我所寻找的女人,必需有再造我生活的能力,她能把我从贫穷、单调的乏味的生活中拯救出来。这一次联姻,至少能使我身价十倍,甚至百倍。

  唯有一登龙门。龙门何处?

   靠介绍么?这是一条渠道,但成效不大。只有自己去寻找。

  没有什么社交场所,我自我的去处。

  下班后,我从不直接回家,而是在马路上漫步,在公园里徘徊。我等待偶然的机遇。

   世界上的因偶然而出现奇迹的事情太多了。甚至可以编成一部《偶然》辞典。从中可以查到:由于偶然,贫民可以娶到公主,跻身于贵族显要;由于偶然,乞丐能得到一大笔遗产;由于偶然,也能使战争转败为胜。根据我对宇宙的思考,连地球的形成也是一种偶然,星云凝集时,大量含水的一块星云与地球团偶遇,才使地球有了生命的基础。如果含水的星云与火星团偶遇,那么地球上也就没有你,没有我。

   偶然,能决定地球的形成,决定战争的胜利,为什么不能改变我的命运?能,一定能。

  我四处去寻找偶然。

  有时在公共汽车上,我发现了漂亮的姑娘,就忘了我该下车的车站,一直跟踪着她;一无所 获地返回时,早已错过了上班的时间。有时,我故意买两张电影票,在影院门口寻找退票的目标。退票,是一种非常安全的狩猎方式。我走上前去,问一声,你买票吗?这行为是无可非议的。她顶多白我一眼,不买就是了。如果买了,那就和我紧挨着坐,就有了说话的机会。可是,这种狩猎方式,命中率不高,我看得上的姑娘都有人陪着。往往,我白白费了两角五(我不愿意把票退给男人,而宁肯废了),坐在影院里,看着旁边的空位子谙然神伤。

  既然是“偶然”,那就不会想碰到就碰到,只有靠耐心地寻找。

   我寻找了一辈子。

  除了上班和睡觉,我的时间都用在寻找上,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布满了我的足迹。从黄昏漫步到黑夜,是经常的事。夜间狩猎,更能拓展想象的空间。夜晚,街上行人稀少,我也许会 碰到下中班或上夜班的女工,我利用她们的胆怯心理上前护送;也许能碰到迟归的少女,我把她送到家门。但是,这样的“偶然”也绝少发生:街上,单身女人是有的,但我刚一试图接近,她便敏捷地逃脱了。女人不管看上去多么笨,逃起来都是很快的。

  我只好收起我的弓和箭。

  也有成功的时候。

  那是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在月坛公园徘徊。象往常一样,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象条饿狼似 地转来转去。我发现一个女人也在没有目的地转来转去。

  没有目的的漫步,反而泄露了她有所期待的内心需求。我断定她是个空虚的女人。便走上前去问:

   “同志,请问几点了?”

  打听路、问时间,是我接近目标的语言的方式。

  她莞尔一笑说:“六点五分。”

  别小看她的回答,她要是对我冷漠,只说“六点多”就行了,把时间准确到分地告诉我,说 明她对我的好感。

  我接着向她打听路。她完全明了我的用意,直截了当地说,附近有个小公园(是月坛公园的另一部分),我们上那儿去吧,那儿人少,方便。

   刚在幽蔽的角落里坐下,她就靠进我的怀里亲吻,拥抱,该作的都作了,她却始终不问我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我明白了,她需要的不是我,是任何一个男人。

   她比我勇敢。

  我们约定好再见面的时间、地点,分了手。

  在约定的日子,我按时到百万庄车站。等了半天,也没有见到她的影子。她没有留下姓名地 址,我除了傻等没有别的办法。

  就在这时,一个重大的偶然降临了。

  耳畔,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虽然是中国普通话,但并不标准,生硬的造句,语调却十分轻柔。

  “友谊宾馆,你能告诉我,去的路吗?”

  友谊宾馆?我当然是轻车路熟。我去那里会过英国小姐迪莉雅呢。

  我冲她礼貌地笑笑,先赢得她的信任与好感 ,对迪莉雅我就是这样。

  黄皮肤、黑眼睛、小鼻子、衣着朴素,她完全是中国人的长相,这使我略感的失望。但她举手投足、眉宇之间流露出的自信有礼,镇静自若的贵族气派,是中国姑娘身上所罕见的。

  “要是您不反对,我送你去吧,路不好找呢。”

  “谢谢。”

  “乐意为你效劳,非常荣幸。”

  我模仿外国绅士的措词,当时还颇为得意,后来才知道,她当时就在心里嘲弄我企鹅式的蠢笨。她回国求学欣赏的是,中国神韵,不是我半吊子的洋腔洋调和幼稚的骑士风度。她当时同意由我送她,实在是急于去友谊宾馆,不过她还是从我的蠢笨中看出了善意。

   她和我在月坛公园里偶遇的那个女人完全不同。路上的谈话从她坦率的自我介绍开始,她是美籍华人,但却随父亲在瑞士长大,这次回国是为了学习中医。她住语言学院,到友谊宾馆 是看望友人。

  多么奇妙,她的条件接近了我的择偶标准。她称不上很漂亮。我呢,也不把漂亮放在首位了。重要的是她能带给我幸运。她能让我把梦想变成现实。

   在我的想象世界里,我对财富的需求也是台阶式地上升。我的起点是十万。也就是说,我要求新娘能带给我十万资产。后来,我觉得十万块不足以支出我想象中的消费。就增加到一百万。新娘必须带给我一百万。这你不必奇怪,既便在想象中,人的胆子也是逐步放开的。我打听到在美国买一所高档别墅六十万后,才把新娘的资产设计扩充到一百万的。再后来,我觉得一百万还是不够,不足以安排好我想象中的开支。我除了别墅外,还要游泳池、高尔夫球场等附属设备;我还要三百个床位的三星级旅馆,免费接待来访的朋友们和各国记者;我要有三辆小汽车和一艘豪华游艇;我要支付几十名仆人的工资;我要置办十八世纪的贵族服装;我还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婚礼。这些项目,使我对新娘又扩充了十倍要求,她应有一千万的资产。 一千万,这是我想象的极限。超过一千万,我就不知道怎么花了。

  寻找到有一千万资产的女人,也许并不很难。但我不能无限期地等待下去。这倒不是我着急 ,而是因为这盛大婚礼必需在我的父母都健在的时候举行。二老养我不容易,他们应该分享我的荣誉,分享我的快乐。在豪华的别墅里,在亲戚朋友“看看人家的儿子”的赞叹声中颐养天年。那时候,他们再也不会象现在挂在嘴边地数落我,“怎么生下了你这个废物哟”了吧?

  她会是我父母的儿媳吗?她能给我和我的父母带来荣誉吗?

   她有一千万资产吗?我没敢问,如果她有,还到中国学中医有什么用呢?

  离友谊宾馆门口还有一段路,我就不往前送了。几年前,就是在那间门房,几名警察盘问我 和迪莉雅的关系。

  分手时,她给我留下了语言学院的宿舍楼号,欢迎我去做客。

  与她分手后,我又回到百万庄车站。那位女人还没有来。可我要不是因为等她,能碰到美籍华人姑娘吗?不能。一个偶然引出了另一个偶然。生活真是玄妙莫测。

  我到语言学院找过她三回。每次都谈得很晚。她很坦率,说她的父母不会干涉她的婚姻。她自己的事完全自己作主。她听说,外国人与中国人结婚,必需加入中国籍,是不是这样,她让我去政府问问。

  她这是不是暗示可能和我结婚?我没有细想,隐约觉得她还不是我的终极目标。我年轻,有的是机会,还有无数个偶然在街头、在公园、在电影院门口等着我。她虽然是外籍,但不是外国人种,也不见得有多少钱。这种想法使我没有对她紧追不舍。几个月后,我在人民日报 第一版看见“朱德委员长、叶剑英副主席,接见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和他的家属”的新闻,照片上她站在朱德的旁边,原来她是××的孙女!

  这一发现,抬高了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如果我成了她的丈夫,那么这张新闻照片不也就有我的形象吗?我理所当然地是××的家属了。

  我急忙到旧址找她,她已经不在了。没人知道她搬到什么地方。

  我本来可能抓到她的。

   幸运之神,从我的手指缝溜掉了。

6

  凡是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牌气好 。工作三十多年,我和任何人都没有吵过架,连红脸的时候也没有。不信,你到我们单位和邻里街坊问问。

  我对人,有种天然的信任,哪怕是陌生人、初次见面的人。

   那是在人人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时代。上班要换工作服。我把脱下的中山装挂在车间的墙上。下班的时候,我发现我发现中山装的毛主席像章不见了。我问谁谁也没看见。于是我写了张纸条贴在墙上:

  “拿我像章的同志,请你在认为适当的时候,把像章还别在这件衣服上,谢谢。”

  中山装挂在原地。每天都蒙上一层灰尘。每天我都走过去看看,也许像章又回来了。我把衣服挂在墙上,就是给他一个机会,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把像章送回。一个多月过去了,衣服上蒙了厚厚一层尘土,但仍然没有人把像章别回原处。衣服该洗了,我只好把它取下。

   这件事传为笑柄。有人说我是刻舟求剑的傻瓜,有人说我是守株待兔的蠢人。不,我不是傻瓜,也不是蠢人,我只是感到失望。

  妹妹曾在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受了多年的罪。为了把她调回城,我没少奔波。可她对我评价比外人还要刻薄:“我哥哥不是坏蛋,是混蛋!”

  这是妹妹对哥哥的态度吗?可你要是问她,还是能从她对我的埋怨之中体会到她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妹妹的批评,也是有理由的。

  拿破仑有滑铁卢之败,我有月坛公园之失误。

  月坛公园,是不为人所瞩目的街心公园,它的妙处在于不收票,离工厂又近,所以我总去那 儿撞撞“偶然”。

  当我在月坛公园的小树下,机警地扫描过往的女性,试图发现狩猎的对象时,当然不会想到人类一场巨大灾难正在悄悄逼来:饥饿的地球已张开了巨口,准备吃它的晚餐。它没有马上 动作,许是拿不定主意先吃哪块肉吧。

  我拿定了主意,朝她坐的长椅溜过去。

  凭经验,我知道此战必胜。后来,才知道,是她张开了巨口,等着我。

   她见我朝她这边走,便故意在椅子上挪挪身子,看上去是漫不经心,实际是给我腾出个地方。那意思是说:请坐。

  多年的街头功夫,使我熟悉了另一种语言——无声语言;女人捋捋发梢、左顾右盼、原地伫 立、假装去找丢在地上的东西等等动作,都是语言,象密码一样,只要你熟悉它,就能猜出语言后面的秘密。

  “请问,几点了?”还是稳妥点好。我的问话是安全的。

   “哟,我表修去了。”她冲我歉意地一笑。

  “这两天,有点热呀!”我把话题转到天气。

  “这儿还算凉快。坐下歇会吧。请抽烟。”

   我在她旁边坐下。她送过来一支中华牌香烟。又红又亮的中华烟放在她和我的中间。好家伙,有几个中国人都抽上中华烟呢?我不禁细细打量她。很难说她究竟有多大年纪,肤色黑里透红,只有长期在农田里劳作的人,才会晒成这样。她呢,可能是在海滨避暑日光浴的痕迹吧,农民不会抽中华烟的。服装、鞋裤也很一般。是呀,有些高干子女也是朴素的。举止作 派也有点土里土气。这也正常,在中国,就是主席的儿女,也没有贵族气质。她张嘴一笑,露出两个又黄又脏的大板牙,实在难看。不能以貌取人,我想了先贤的明训。

   现在想起来,一定是震前地磁的异常变化,干扰了我的思维,才使我看上了她,上了她的当,并久久不能醒悟。

  她主动介绍说,她是高干的女儿,还没有结婚。到儿童医院给小侄女看病,中午到这儿歇歇 。还说她哥哥一会儿开“红旗”来接她。

  “我哥哥是司机,给首长开大‘红旗’。”她说。

  我和她聊到太阳落山,也没见到“红旗”车来接她。她说可能是找不到地方。

   “那我送你回家吧。”

  她客气地拒绝了我的帮助。表示请我去吃点什么。我们进了公园附近一家小饭馆,要了几个菜。钱当然是我花的,男人嘛!

   我给她留下地址,却没想到她来这么快。第三天,她就来了,说坐“红旗”来的。

  坐“红旗”来的姑娘,当然会受到欢迎,她和我们全家共进晚餐。她把我的父母哄得很舒服 ,洗碗涮筷子,干活利落。当时,整天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我对她怎么没想到呢。

  爱情乘上快艇,又转乘火箭。她在我家过夜了。

   我家是里外屋。外间有十二平方米,父母住;里间不到八平方米,是我的天地。插上门,父母不知道我在里面干什么。

  她不仅脸黑,身上也黑。但我还是喜欢这海滨沙滩造就的日光浴躯体。美国的富有白人,不是专门到海滩去把身体晒黑吗?可我不解的是,她肚子上有道长长的手术刀痕,象灰墙皮上趴着一条大蜈蚣。

  “盲肠炎开刀留下的。”

  她拉我压到她身上。盲肠是在这个位置吗?我来不及细想:她牢牢地抱住我,使我透不气来 。

  她有两颗又黄又脏的大板牙,亲嘴时她嘴里那股老咸菜味呛得我恶心……

  地震了!我连跑到院子里的力气都没了,她掏空了我的身子。

   亏她惦记我,地震第二天,她挟着两块透明塑料布和一双黑袜子来看我。她劝我不必为她担心,好好照顾咱爹咱娘,用塑料布搭个抗震棚,袜子穿在脚上。

   我打开塑料布,发现有道长长的撕口,还溅上不少泥渍。礼轻仁义重,可贵的是她对我的一片真心。

  她坐下来抽烟。两角钱一盒的战斗牌。自从同床共枕之后,她抽的烟没有超过三角钱的。

   叭,一口黄痰。我用脚蹭干。她说,地震了,她存银行的钱冻结了,取不出来。“你先借我点,马上还你。”我把月工资的一半给了她。二十一元。

  事无不可对人言。我陶醉在幸福中更是坦率,我把我的罗曼史告诉了工厂的同事们。他们认 为此人可疑,劝我别上当。

  我一笑置之。如果他们看见了她在床上缠住我时的狂热劲儿,就不会怀疑她对我的爱了。

  一天,她到单位找我,被保卫科扣住。三问两问她就漏了底。原来,她是卢沟桥公社的普通农民,家里很穷,早结婚了,有两个孩子。

  乖乖!

  公社来人找我谈话。说她招了一个司机到家来,当着她丈夫的面,就敢抄家伙。真不知天下 有“羞耻”二字。

  那,她肚子上的疤?噢,那是她剖腹产留下的。你得把她送给你的塑料薄膜还回来,那是队里盖菜畦保温用的,被她偷了给你。她骗过你什么东西?

   东西?她骗的是我的感情,但她现在正是危难之时,我不能投井落石,我们毕竟有过一段好日子。

  我说:请你们转告她,她向我借的二十一元钱,我不要了。

   这时,地震已过去一个多月,地磁可能恢复了正常,我的神志和判断力也随着恢复了以前的水平。

7

  可怜我的人,越来越多,工厂的小伙子,都结了婚,连孩子都上了初中。而我,还是光棍一个。一个光棍。

  有个好心的老太太,给我介绍了一个著名艺术家的女儿。情况有两条:有钱。残废。

   这位艺术家很不幸,他没有儿子,有三个女儿;两个健康的女儿先后死去了,只剩一个残废。

  我去见她。她家是所古色古香的四合院。虽抵不上价值六十万美金的别墅,在中国也是显贵 的标志了,不能不对我说有一定的诱惑力。她是这所宅院的唯一继承人,在财产上不会有任何纠纷。几万册书籍、上百卷字画,都将由她一人继承。如果我愿意,那么我就是这一切的主人。四合院中间的空地,铺上花砖,拉起彩灯,举办宵夜舞会,也是别有风味的。如果她象维纳斯一样,仅仅缺了两条胳膊,主要部分都好,我认了。

  她坐在轮椅里, 不能象维纳斯那样站立。不说话时,面部还好,一说话,五官挪位。高位截瘫!

  我犹豫了。她父母工资加起来七百多,外加一所四合院,也可能还有一笔存款。但这些不足 以让我的天平倾斜。

  我退却了。不久,她结了婚,丈夫是个农民。我有时去看她,在我的心底对她非常同情;我没许诺这门婚姻,对她有些歉疚之感,特别是听说她嫁了个农民后就更是如此。她的身体比过去好多了,但神情抑郁。看得出她的内心很悲哀。电视屏幕里播放狄更斯的电视剧时,她和丈夫谈论狄更斯。该农民却听成了“敌杀死”。他也没有错,电视剧前的广告就是新型农药——敌杀死。

  错的是生活。是生活阴错阳差。

  我蹦入青春的门槛比别人早,十一、二岁我就开始梦见意中人,青春的结束比别人晚,虽然我的实际年龄已四十八岁(年龄公诸于世,我也不再把它浓缩了。可我不明白,人们为甚么那么看重年龄,只要你的心是年轻的,总在追求,青春就属于你),但我仍认为,它还不是 青春的结束,仅仅是青春的尾声。

  我明显地感到青春一去不复来的悲哀,不是我头发的脱落,也不是眼角鱼尾纹的增加,我看上去仍象二十多岁的小伙。

   这悲哀的沉重袭来,是我和她去政府办理登记结婚手续的时刻。

  登记结婚,就意味着我已失去了继续追求的最基本条件:未婚。

  青春的梦,中断了。一张结婚证书,象一道拦河大坝,拦住了未来的“偶然”,拦住了“偶然”带来的奇迹。

  儿时,我不愿意钻到床底下,去拣逃散的算盘珠;现在,命运之神把我这粒算盘珠拣回来,圈在四方框内,穿在小木棍上。从此,我只能象普通人那样,在小木棍上作简单的位移。

   登记的第二天早上,我从镜子里发现,我一下子衰老了。

  求一佳偶,是我多年的梦想,踏破铁鞋无觅处,为伊消得人憔悴。而她真地来临,我却惶惶不可终日。难道,对我来说,幸福不是得到,而只是追求吗?

   从今以后,她就是我的“必然”了。这是我绝没有想到的。青春的尾声确实不同于青春的起点。我变得多情、迟缓,优柔寡断。

  在青春的起点和青春的高峰,经人介绍会面的女人,我往往当场就否决掉,干脆利落,不拖 泥带水。可在她面前,我放弃了一次又一次的否定机会。

  是她感动了我。她爱我爱得发疯,常常用舌头舔我,象老猫舔小猫一样。一天见不到我,她就睡不好;两天见不到,她就发烧病倒。这样纯真、热烈的爱情之火,终于把我烧化了。

   除了爱,她几乎一无所有。她是个老姑娘。老姑娘往往有点积蓄。她有一千多块钱。这个数目,不仅和我设计的一千万无可比拟,即便在现实生活中也实在可怜,连一套好一些的组合家具也买不起。

  她从她的家不可能继承任何遗产——她的父亲是个普通工人,工资入不敷出。她家的房子很紧,她很羡慕我的不足八平方米的小屋。

   汽车、游艇是不要想了。目前,连辆自行车也不敢买,因为还有更需要的东西需要添置。

  我现在甚至觉得住房狭小是个优点,可以少买家具,少花钱了。一张双人床占了大半个房间 ,再买张一头沉就够了。

  双人床和一头沉,我还没有买。我八平方米小屋的摆设没有任何变化,一切都和单身时一样。

  不是没有钱,买一张席梦思和一头沉的钱还是有的。我想把“办事”拖下去,能拖多长就拖多长,多延长一天单身生活,就是多一天青春。

  她爸爸对我起了疑心,对她拍桌子叫:“你说说,他究竟安的什么心?你找个什么样的找不着,偏偏看上他这么个呆子!”

   虽然还没搬到一起住,但我已经被管制起来了。到街头巷尾散步的惯性依然存在,有时我溜弯回来,她早在八平方米小屋等我多时了。劈头就是一句:“你上哪儿去了?”

   厮守一起时,她也不放心,我的眼珠刚定在一点上,这是我思考时的神态,她马上就问:“想什么呢?”好厉害的小木棍!

  她仿佛发现了我不象她爱我那狂热地爱她,常常哭泣。她怎么能理解我的悲哀呢?择偶,是我改变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前途、理想、身家性命均系于此。然而,她没有使我的处境往好的方面转倾;相么,带来了新的矛盾,她和母亲处不来。婆媳不和,儿子两头受气,我竟 落到了这样庸俗的困扰里。

  所幸的是,她爱我,狂热地爱我。美中不足的是她的乳房平平,欠丰满少弹性。一对丰满、高耸的乳房,是我童年的梦想,小小的梦想。小小的梦想也没能实现。

   我寻找新的精神出路,探索新的哲学。开始悟到,世界上只有人的感情最可贵;财富、荣誉、显赫的地位,都是过眼烟云。为了她,我宁肯不要别墅和三星级旅馆,不要附属设备。

   再见吧,偶然。我愿意生活在必然之中。既然一切安排是必然的,我还有什么可埋怨的呢?

  纵有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女人是敏感的,她觉察到我情绪的波动,因而寝食不安。她一遍又一遍地向我表明心迹,说愿意为我而死。问我,愿不愿意为她而死?

  在她一遍又一遍的追问下,我终于鼓起勇气说:“我愿意为你而死。”

   她的爱,在我心扉上投下一道阴影。她让我明白了,爱情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情死。

  一九八六年的雨特别多。一个雨夜,我从她家出来,她送我一把雨伞说:“留作永久的纪念吧!”

  永久的纪念?这是诀别的信息吗?她真要通过一死,把爱情升级吗?

  我回到家,忐忑不安地度过一夜后,等待她的消息。傍晚,她来了,面带神圣的肃穆,一派向遗体告别的神情。我心里充满了恐怖,也许她怀里藏着小刀子。我迟迟不买家具,不举行结婚典礼,使她内外交困,所以才要死吧。

  她刚进门,就扑到我身上,流着泪吻我的眼睛,吻我的胡子,吻我的嘴唇。我脸上象淋了雨 一样湿漉漉一片。

  她渐渐止住了啜泣,说:“你愿意为我而死吗?”

  我的心跳得象非洲战鼓。我看不见自己的脸色,但我想象出,一定是死人般的苍白。我的梦想很多,但从未梦想过情死这样可怕的事。

  “你说呀,你愿意为我而死不?”

  这话,我已经回答过不知多少次了。在昨晚送我永久的纪念——一把雨伞后,含着热泪逼问 ,是不是在同死之前最后一次征求我的意见呢?

  事已至此,我哆哆嗦嗦地说:“……我……愿意……为你而死……”

  “谢谢你,心肝。谢谢你。”

   她边说边掏出一片褐色的什么东西,由于离我太近,我反而看清它是究竟是什么,只发现褐色上面有层白末。

  她把褐色的薄片放进她的嘴里,用牙咬住一半,然后把剩下的一半喂到我的嘴里。舌尖刚一 碰到塞进嘴里的东西,就觉得苦涩。天哪,她这是强迫我和她一起服毒呀!

  她的芳唇完全堵住了我的嘴。这动作以前称作“吻”,现在称作“堵”更确切,因为它让我 喘不出气来。她想通过狂吻逼我咽下那可怕的东西。

  她成功了。我感到那又苦又涩、略带甜味的东西正在融化,并且流进了我的胃。

  生存的本能、生命的活力救了我。我猛地用力,把她从我的身上推开,跳下床,光着脚丫子 奔到屋外,奔到院里的自来水井台,学电影《追捕》里的男主角,把手指伸进口腔,使劲地抠。胃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越吐越苦。扭开了水龙头,我一遍又一遍地漱口。我希望这一 紧急处置,能让我从死神的手里逃脱;至少,减轻中毒的症状,来得及去医院抢救。如果她用的是氰化钾,那我就完了。

  我的爱情和梦想,是从这个井台开始的。三十多年前,我把手伸进了一个少女的怀里;三十 多年后,在井台,我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腔,去掏胃里的东西。

  命运,在让我白白兜了一个大圆圈后,回到它的起点。

  她追到井台,惊异地问我:

   “你怎么了?”

  我蹲在井台,不敢站起来,怕她又喂我。

  “你倒说话呀,是不是不舒服?”

  我横下一条心,问她:

   “你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东西?”

  “巧克力呀!怎么了?”

  噢,一场虚惊,我摆摆手说:

  “没什么,我好多了。真的,好多了。”

   我呕吐的真象,始终没有告诉她。

8

  “她漂亮吗?”

   我问他。他仿佛没有听见,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体验巧克力味的悲哀。

  我给他点上一支烟,他默默抽起来。我们是在我家楼前的小花园里谈这番话的,他是我多年的朋友,但近来很少见面。小花园里有三三两两的人乘凉,我们的谈话的声音很低。

  “你的故事,我把它写出来,你同意吗?当然,不用你的真实姓名。别的,我可全盘托出了 。”

  他默默点点头。

  我笑着说:“我看,你还是抓紧把事办了吧。”

  “等等看吧。”

  一切都已成定局,他还等什么呢?

   我没有再劝他。几十年的交往,使我深知,他总是虔诚等待,惶惶企盼,苦苦寻找。

  哪怕,在弥留之际,他还会想:再等一会儿,一种起死回生的新药,就要出现了……

(原载《报告文学》198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