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吟

  病了。腰疼引发坐骨神经痛,严重时竟致坐立艰难,这段时间不得不经常性地卧床休息。病卧之时幸有刘天华的二胡曲《病中吟》相伴。

  2004年5月19日夜里,剧烈的坐骨神经痛折磨得我难以入睡。20日上午,在博士研究生的陪护下,我到人民医院骨科就诊。当时臀部(就是学名叫屁股的那个部位)疼痛难忍,每次从座位上站起来都要反复变换姿式找个特定角度,才能蹒跚前行。走到地方想坐下来也同样要费很大的劲。

  到了人民医院,挂骨科号,一位中年大夫接诊。他开单子让我去化验和拍片。这时,我的学生出于对导师的关心,问大夫:“有没有什么止疼的办法,可以迅速缓解症状?”大夫中规中矩地斜了他一眼,冷冰冰地反问:“没查清病情以前,就止疼对吗?”然后,就再也不出声了。

  当时我心里一愣:这话怎么横着就出来了?瞧那劲头儿,当年助产士可能都得让他撞个跟斗!同时,心里非常别扭。这医生,怎么这么个操(读平声)行啊?

  他可能是因为我的学生问了一个有悖常识的问题而不耐烦。因为后来有当医生的朋友告诉我,通常医生都是要先查病情才采取治疗措施的。但是,这对于那个医生是常识,对于攻读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博士生就未必是常识,他如此询问没什么不对的。尊重别人,这对我的学生是常识,对我的儿子也是常识,但对这位大夫却似乎不是常识。难道说那个大夫如果问我是不是该尊重别人,我能因为他问的是做人的常识问题,就放弃老祖宗终生倡导的“有教无类”理念而冷言相向吗?瞧见处方上“北京大学”几个字觉得真是滑稽,这也算北京大学的单位?或者北京大学也不过如此?“人民医院”就更谈不上了,去年传播“非典”有它,今天顶撞患者还有它。感觉上离“人民”远了些,离“人民币”近了些。

  话又说回来,常识只是常识,不是金科玉律。生活中总是有反常的情况出现,中医辩证施治的理论中很早就有: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在紧急时,采取措施缓解症状也谈不上违反常识。当然,那个大夫未必懂得这些,毕竟,他不是我的学生,估计也不是博士生。

  行动不便了,躺在床上免不了胡思乱想:难道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听听新闻,看看报纸,感受最强的就是能活着真不容易。这让我想到了那句黑色幽默:中国人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看过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检报告”,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吃;看到“协警”打人,你根本不知道可以把自己的安全托付给谁(《文摘报》2004年6月6日第3版);看到文化学者去做公民实验(《报刊文摘》2004年6月4日第3版),我只能感到一种悲壮,那种悲壮就如同当年孔夫子一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报纸看多了,发现了记者们的一个笔法:每当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被曝光以后,文章的最后多半会写上:相关法律对此还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期待着法律尽快完善起来。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实则是一种无奈:法律成了遮羞布(就是通常用来做裤衩的那种布料)!

  依法治国没有什么不对(顺便说一下,在五笔字型输入法中“依法”与“贪污”重码,真想治王永民一个罪,可惜,相关法律对此还没有明确的规定,我也期待法律尽快完善起来),但法治的完善毕竟有一个过程,有一个周期。难道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就得忍受那么多人的胡作非为吗?那么多吃皇粮的人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无所作为吗?

  我当年学哲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说:道德与法,是社会的两种约束机制。现在学术理论更新的快,也不知道这种理论现在还好不好使了,还算不算数了。

  人与兽的区别在哪里?毛泽东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这几乎是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诗化表述。我更倾向于认为:人与兽的区别在于文化,在于道德!

  法律的约束是强制性的,道德的约束是普遍性的。君不见,我们很多法律条文中都规定:告诉了才处理。也就是说,有些事法律是不主动管的,但道德却没有这个说法。

  有人说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道德是人在与自己的兽性做斗争的过程中为自己设定的最后防线!人离开了道德的约束,或者人敢于突破道德底线,那就必然是兽性大发!又有人说,这种比喻亵渎了野兽,野兽不过求生而已,绝不会道德沦丧,野兽比人纯洁得多。这样说也许有道理,那我们这些貌似文明的人就更加可悲了。

  君不见:公用电话必须有人值守,自动售货机只能放在室内,有人买来孤儿乞讨,还要在孩子身上“做”出伤口!我在德国,在马克思的故乡也见过乞丐,但都很“文明”。一次在法兰克福,当我背过身去掏相机的时候,那个乞讨的人发现了我的意图,用纸遮住了脸,我把照片题名为:知耻近乎勇。

  深思良久,道德的滑坡是由什么造成的呢?要说国家不重视好像也不是事实,2001年就公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细大不捐40条!但实施的效果如何呢?不要说别处,就说大学校园里吧,买卖毕业论文的事情居然敢在网上作广告;雇用枪手考外语的学生居然把自己的照片都贴到公告栏上,为的是枪手能与自己相貌相像;公用教室的课桌上居然写有淫诗!

  自己胡思乱想,想到了两个原因:一个是对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履,一个是中国人缺少宗教信仰。

  中国经历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五四”运动开始“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它既没有文化,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已经被中央彻底否定了)“砸烂”更成了主流话语。说是要破旧立新,可是砸来砸去,新的没立起来,原有的文化传承却断裂了。

  当初,我们试图用共产主义理想取代传统文化,取代传统道德,但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当我们重新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人们就迷惘了!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现在重新提炼出来的道德规范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撑,难成系统,人们也就无所适从了。

  时代进步了,道德需要不断进步,这本没有什么错。但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把一切传统的东西都抛弃了,以至于在逻辑上都难以自圆其说。比方说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历史上的清官都是反动的,都是维护封建统制的。倒是那些贪官污吏,由于可以“官逼民反”,促成农民起义,成了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在哈尔滨工作时的一件事:有一次出差到北京,坐火车回哈尔滨,跟一个同行的旅客谈起了资主义国家的法律。他说,资本主义的法律再好,也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呀。我当时回他:法律总有可以超越阶级性的内容,资产阶级不让强奸,无产阶级也不能随便吧?

  当道德让步以后,人性中的劣根性就开始抬头。我的一个朋友酒后驾车,居然拿着手机给我打长途电话。我提醒他:不要酒后驾车。他说:没事,这一带的警察咱都认识。我气急道:你认识警察,那你认识电线杆吗?现在有点权力的,没有不耍威风的;有点名气的,没有不摆架子的。从中央电视台上看到,就连河北的一个穿假警服的保安,也开口闭口说“阿sir”,那神气劲,好像骨头都酥了。

  说中国人缺少宗教信仰,可能有很多人不服。中国历史上不是有儒、释、道的此消彼长,分裂、争斗乃至融合吗?但那是宗教吗?就算是宗教吧,那是信仰吗?

  把儒称为教,可能不是中国的创造,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的创造,有些人拿来就用了。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佛教的香火也很旺,再加上其他的神仙传说,可以说中国有很多宗教了吧?但是,中国人何曾把宗教当做过信仰?真正的信仰应该是无所求的,中国人只不过是把宗教当做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而已!

  就算儒也是教,人们信它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学而优则仕”,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君不见中国古代读书人向往的是什么——红袖添香夜读书!为什么非要“夜读书”?白天干什么去了?红袖在旁,有几个读得下去书?

  中国古代道士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炼丹!信仰在其中占有多少位置?

  中国人对佛教的信仰就更可乐了,观音从印度来到中国,居然从男身变成了女身,干起了“送子”的勾当。要“送子”,男的不是更方便?当然,有时由不法僧人代劳了(冯梦龙:汪大尹火焚宝莲寺)。

  “临急抱佛脚”是对中国人佛教信仰的最形象生动的概括。有人到武汉“归元寺”点罗汉,顶礼膜拜时口中念叨的居然是:求财,求色,求财,求色。其不知“色”本是佛教一戒!

  我不信佛,但旅游时去过很多庵堂寺庙。你看那些敬献“功德”的是什么人?几乎都是有钱的企业,有没有国有企业我不知道。他们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开了光的佛像。我就见过国有企业大堂里供关帝爷的!人们去拜庙,往往先问灵不灵。有很多庙宇的横额也是“有求必应”。所以,开了光的佛像就要花很多钱去请!以至于在韶山,居然有人推销开了光的毛泽东像!

  为了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重建整个道德规范了!但是,有谁关心呢?我们的媒体正在那里兜售些什么呢?连早已长眠的杨子荣都要给他安上点儿风流韵事!所有神圣的东西都拿来戏说一番。

  人们啊,你们心中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而不容玷污的?难道真像《悲惨世界》里面那个妓女(就是当代中国学名为“小姐”的那种女人)说的:卖来卖去,就剩那么点东西了,也卖了吧!

  可悲!可惜!可怜!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