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童年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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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教育部(当时称“国家教育委员会”)的两位博士发起编写《四十个博士的童年》,计划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找我约稿,当时写成此篇。后来,该书没有出版。幸好!我自己留下了一份底稿。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是落到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每当听到这曲《童年》,都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我的童年。所有关于童年的回忆,几乎都与书连在一起。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自童蒙初开,了解这个世界的愿望就是那么的强烈,对任何事物都想问个为什么。但是,在那个年代,在那个环境中,谁能回答我的问题呢?幸好,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我认了很多的字,学会了读书。所以,读书成了我吸收知识、认识外部世界的重要途径。

  父亲当时是一位民办教师。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开始了对我的启蒙教育。我最早的启蒙读物,并不是唐诗、宋词,而是《毛主席诗词》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当时,父亲和从云南来探亲的堂叔,教会了我背诵37首毛主席诗词。

  父亲常领我到学校去玩,我很羡慕那些每天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学生们。只盼着自己早点长大,也好挎起书包去上学。在我要满七周岁的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正和小伙伴们在生产队的场院里跑来跑去玩耍,父亲把我喊了回来。原来,小学校的老师来了,我要报名上学了!老师问了我一些愿不愿意上学之类的话,就把我的名字写在了报名表上。转过年开春的时候,我拿到了崭新的课本,挎上了父亲仿照街上流行样式做的书包上学去了。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拿到小学课本时的那种激动心情,书页里飘来的淡淡油墨味真好闻!

  当时的少儿读物实在是少得可怜,所以也没有什么选择可言,见什么读什么。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不仅能看“小人书”,而且已经开始读大人们读的“大书”了。而当时能够找到的书真是太有限了。那时我对书的渴望远不是今天的孩子们能够想象的,真可谓如饥似渴,有时就象疯了一样到处找书。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经常斜倚在向西的墙根下,用一双迷茫的眼睛望着缓缓沉向地平线的太阳。绿油油的庄稼蒙上了一层眩迷的金色,远处有炊烟袅袅、蛙鸣阵阵,公路上马蹄声声、车轮滚滚……

  对于今天的我或者当时的城里孩子,这可能是田园诗般的意境。但当时的我,却远没有那么浪漫与闲在,而是充满了难耐的苦涩与渴求,巴望着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那时,在我的脑海里,瞑瞑中有个朦胧的外部世界,是一个我不了解的新奇而又陌生的世界。县城城关是我见到的“大世界”,商店的招牌、电影院的海报、照相馆的橱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奇特。但我知道,海伦县城毕竟还只是个小世界,还有更大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我无法亲眼目睹的,要想了解这个世界,只能靠读书,从书中去寻找外部世界的信息。

  当时,生产队里订了报纸,大概有《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可是报纸难得一见,有时十天半月不来一次,来了也往往被严密地锁在队部那个高高的柜子中。我曾不只一次地想过,要是撬开那个大锁,就可以看到里面摞得高高的报纸了。但我知道,这样做的代价至少是父母的一个月工分,我的屁股自然也就要遭殃了。

  那时,我见到识字的人就跟人家借书,还经常写信向远在云南的堂叔要书读。见到谁手里拿了书就迈不开步,有时还从奶奶精心栽培的菜园子里偷点黄瓜、西红柿跟人换书看。

  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冬天,快过春节了,为了去县城里见世面,更主要的是为了在县城的新华书店看一看,过过书瘾,在我的一再央求下,父亲同意我随他到海伦县城去卖鸡蛋。自发的小市场,实际就是海伦新华书店旁边的一条胡同,看到新华书店里那么多的书,我馋得象被勾了魂儿。一会儿就跑过去看一下,一会儿就跑过去看一下,害得父亲一边招呼买主,一边照看我,怕我跑丢了。后来,实在熬不过书的诱惑,就趁父亲一转脸的功夫,偷拿了两角八分钱,买了一本《智取威虎山》“小人书”。父亲知道后很生气,因为全家一年都没舍得吃一个鸡蛋,而那本书就是三个鸡蛋的代价,也是一公斤盐的指望。但是看到我拿着书那欢天喜地的样子,当教师出身的父亲又能说什么呢?父亲叹了一口气,狠狠地白了我一眼,这一眼所蕴含的深意是那么复杂,那么丰富,又是那么无奈!直到多年之后,我才理解了父亲当时的心情。那是一种非常苦涩的心情!每当我想起操劳一生、“文革”中历尽坎坷、英年早逝的父亲时,都要想起这件小事。

  在没书可看的时候,我几乎看遍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带字的纸,就是父亲从城里为生产队买东西时带回的一张发票,我也要仔细搜寻上面的每一个字,试图从中获取一点来自外界的信息。我还有一种积习就是“读墙”。在东北的农村,每年过春节的时候都要糊墙,由于糊墙纸太贵,人们往往去买旧报纸。这样一来,墙就成了特殊的阅报栏!坐着可以读墙上的报纸,躺着可以读顶棚上的报纸,真是坐卧皆宜、既方便又实惠,就是有些费眼睛。每到一家,我都很注意看墙上的报纸,这些报纸真是五花八门,读来也趣味横生。看这种报纸就怕遇到要接版的文章,下半截不知道哪儿找去!还有,有些人不识字把报纸糊倒了或者糊躺下了也很难受,看倒字或卧着的字更累眼睛,我的眼镜就是当时这种条件的恩赐。

  由于书不好找,自然也谈不上选择,见了什么读什么,所以,童年的我读了很多杂书。这种“杂食”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说起来,这种“杂食”的习惯还真给我带来了不少的好处,它极大地开阔了我的知识面,也使我面对新领域时,增强很多自信,减少了很多迷惘和犹疑,更增强了我触类旁通的能力。至少,当我面对一个新的领域时,凭借平时广泛浏览的记忆,我可以知道该到那里去找所需要的知识。所谓博览群书,或者开卷有益的意义恐怕也就在于此。

  我读书不仅杂,而且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时的生活条件也决定了我不可能选择读书的环境或条件。只要有书在手,翻开即读。坐在马车上、躺在炕上、走在路上,甚至吃饭桌上,都成了我读书的好场所。有时为读一本好书,真的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曾创下了一晚上一口气读完一本《渔岛怒潮》的记录。由于经常侧卧在炕上读书,造成了两眼负担不均,右眼的近视度数比左眼深很多,几乎没法配眼镜。

  当时我读过很多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是在上小学五年级之前囫囵吞枣地读完的,有的有头无尾,有的中间接不上茬,读个似懂非懂,后来又重读了很多遍。上小学以后还读过《三侠五义》、《封神演义》、《薛礼征东》等。至今我印象最深的是《三国演义》,说起来真是不容易,当时读这种书是要冒点风险的,没人敢把这种属于“四旧”的书借给别人。所以,明明知道我小学的语文老师就有这部书,但怎么也借不出来,直到最后搬出了我父亲,大概是看在我父亲曾经是他老师的份儿上,他才将书皮严严实实地包起来借给了我,并且,再三叮嘱一定要保密。人们常用“看三国掉眼泪”来揶揄多愁善感的人,我看《三国演义》时还真的掉过眼泪。由于罗贯中“状诸葛之智而近妖”(鲁迅语),所以,我对诸葛亮的印象特别深,觉得他是智慧的化身,读到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真的难过得哭了。我读《三国演义》有一个毛病,诸葛亮死后的部分总是不往脑子里去,虽然读过多遍,就是怎么也记不住诸葛亮死后的情节。

  当时,也读过很多现代文学作品,如《林海雪原》、《红旗插上大门岛》、《三辈儿》、《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红日》、《连心锁》、《霞岛》、《剑》、《雁鸣湖畔》、《红雨》、《小矿工》、《苦菜花》、《朝阳花》、《金光大道》、《艳阳天》、《暴风骤雨》、《晋阳秋》、《红旗谱》、《播火记》、《烈火金钢》等。当时我最喜欢的是《林海雪原》和《金光大道》,《林海雪原》描写的北国风光和《金光大道》所描写的农村生活都是我非常熟悉的。我还特别喜欢高晓声的农村小说,对“漏斗户主”陈奂生印象尤深。

  由于村里识字的人少,所以我就成了村里的“小先生”,经常有人拿着远方来信找我帮着读一读,或者写封回信之类。也经常有人找我去“念书”。冬天农闲之时,一群人围坐在昏黄的柴油灯下,听我读当时能够找到的小说。由于凑得太近,油灯用的柴油中又混有机油(从拖拉机中放出来的),往往读着读着人就被熏成了大黑脸,活象戏台上的包公。村里的人们偏爱古典作品,所以,我常为人代读的是《水浒传》、《大金鞭》、《呼延庆打擂》等小说,有时找不到小说就读话本和唱本,如《白玉楼》、《密建游宫》、《小王打鸟》等,正是这些唱本的影响,使我今天对京剧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给人念书的好处是,不用自己去找书了,村里的一些人到处去找各种书,结果全都饱了我的眼福。

  阅读文学作品,不仅使我眼界大开,了解了很多稗官野史、人文知识,而且还对我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学作品不同于一般的理论读物,它比较形象和通俗,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受到某种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并且,童年时的大量阅读,对我的语言领悟能力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尤其是对语气和语感的把握,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锻练。

  后来我学日语时,由于有对汉语的领悟能力作基础,学起来也觉得轻松自如,如行云流水一般。许多人曾多次问我学外语有何诀窍,我总结说先学好母语再学外语。其实此话未必确切,应该说是,先掌握一门语言,再学习另外一种语言。因为所有的语言,不管其发音如何,也不管其语法结构是何模式,都有语气和语感,只有对一种语言的语气和语感有较强的感受能力,才算真正掌握了这门语言,才能进入角色,用它进行思维和交流。比如,一个不识字的人,也不见得懂什么语法,但他照样可以用语言进行交流和对话,就是因为他对所使用的语言的语气和语感有特别深的感受。正是少不更事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甚而充当说书人,才使我对语言的语气、语感有着特殊准确的感受力,并在学外语时受益良多。当时能够找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样板戏”的剧本。我读过《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我读的最后一部“样板戏”剧本是《平原作战》。八十年代后期我成了京剧超级戏迷,就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除了读文学作品,我还读过很多课本。每到假期,我都想办法找高年级的同学,借来下学期将要学习的课本,自己先预习一遍。每学期开学,除了自己的课本外,还要把各年级的课本都找来读上一遍。父亲压在箱子里的中等师范函授教材,我不知读了多少遍。就是从这些教材上,我读到了夏衍的《包身工》、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何为的《第二次考试》(1979年我参加高考时的作文题就是改写这篇文章)等等,这在当时是很难得一见的读物。对于这些读物,尤其是散文中所蕴含的美感,我一直感受颇深。

  对于科技类的图书,更是如饥似渴,因为它不仅可以满足我的阅读欲望,还能带给我很多闻所未闻的新奇事物。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成了我的科普老师,不知读过多少遍。此外,我还读过当时上级发给生产大队的很多学习读物,如《民兵“三打三防”手册》、《马传贫病的防治》、《赤脚医生手册》、《中医方药学》、《农村电工手册》,以及当时难得一见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等书。

  有一次,我居然找到了一本明朝程大位著的《增删算法统宗》。上大学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古代算术学的名著,当时看不太懂,倒是记了不少算法口诀,比如著名的“韩信乱点兵”(现代数论中的余不足问题)的口诀:“三人同行七十稀,五树开花廿一枝,七子团圆正月半,除百零五便得知”就是当时记住的。一开始读科技书的时候不得其法,收效甚微。但由于没书可选,就有大量的时间来反复咀嚼消化,再加上我上中学时有一位数学老师是哈尔滨电工学院的毕业生,他给了我不少指点,时间长了也逐渐地摸索出了一点经验。我发现阅读科技书,最重要的是要认真理解和掌握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每当我读一本新的科技书时,都要将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到弄懂它的基本概念上去。而在掌握了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以后,逻辑的重要性就显现了出来,靠逻辑的力量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逻辑是一种很奇特的力量,它在人们的学习和思考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的逻辑能力的训练主要得益于中学时学过的几何学。平面几何的证明题对我的逻辑思维进行了充分的锻练,那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演绎推理模型。立体几何学使我掌握了空间想象能力,正是凭借这种空间想象能力,我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记住了微机键盘操作的基本技巧,后来我有条件上机时,很快就能得心应手地操作了。

  有时我读的一些书是与当时生活的需要联在一起的,这样就可以一边读一边实践。我上中学的时候,一位远房亲戚为了帮助我们家改善经济状况,建议我们利用小菜园种党参,并且很快就寄来了种子和一本介绍栽培方法的书。于是,我就与父亲一起照着书上的栽培方法下了种,小菜园也便成了我和父亲的实验室。后来,果真收获了一捆党参,只是党参并不比胡罗卜更值钱,以后也就没再接茬种。为了节省穿衣服的钱,父亲买了缝纫机,开始学裁剪,包下了全家和一些亲友的服装缝纫。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拿着父亲的书,按照书上的标注在纸上画过按比例缩小的裁剪小样,只是由于一块布料钱实在不是个小数目,所以父亲一次也没敢让我动过剪刀。当我沉迷于书中时,父亲曾担心我成为一个能说不能做的书呆子。现在想来,我之所以没有成为书呆子,与我在读书的过程中经常动手实验有关。这种实际操作能力的训练,一直是我比较注意的。直到今天,我所用的微机通常都是不盖机箱盖的,因为我在阅读有关资料的时候经常要动手试一试,机箱盖的拆装索性就免了。

  书读得多了,对各种书的读法也就有了分别。有些书我一般不精读,这主要是一些小说,因为有些小说的水平并不怎么高,有些小说甚至写得很拙劣,但在没书可读的时候还是聊胜于无。比如我读过一些在“文革”后期创作的蛮具“时代特色”的小说,只是浏览而已。还有一些书是没法精读的,比如一些科技读物,有时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无法读懂,有时由于离自己的需要太远,不值得精读。对于这类书,我一般是大致了解一下是讲述什么内容的也就完了,待以后知识储备多了,或者特别需要的时候再花精力去读,我称这种读法为“记门牌号码”,也就是记住在哪里可以找到哪方面的知识,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查找即可。在我最初接触“苹果Ⅱ”微机的时候,对于复杂的“6502微处理器指令系统”,我简单翻了翻就越过去了,先学会怎样开机,怎样进行基本操作,待以后用得熟了,再回过头来学习这部分内容,就显得比较得心应手了。有些书我是一定要精读的,甚至要反复读。这主要是一些文学名著和一些特别重要的基础知识书。比如《三国演义》,我前前后后大概读过五遍以上,《数理化自学丛书》中的一些分册我也都读过不止一遍,有些章节还反复读过多遍。而且,对于科技书,我还养成了相互对照、相互印证的习惯,现在不管学习什么方面的新知识,我手头从来都不是一本书,往往每本书都有不同的侧重点,不同的详略处理,这样就可以互相对照着读,对所学领域有一个完整的印象。比如,我在学习平面几何时,曾经对照过多本教材,找到了关于“勾股定理”的不下十种证明方法。在学习解析几何时,就同时读了当时能够找到的三本书,有我的中学课本、有我中学数学老师的函授教材,还有一本是当时出版的自学读物。

  我的自学习惯和自学能力也是在阅读的过程中养成的。其实,人的一生要用到很多知识,单纯依靠正规的学校教育所获得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学校教育只能使人学到一些基本的入门知识和学习方法,大量的知识要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通过自学去掌握。世界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在其一份研究报告《学无止境》中宣称:“二十一世纪的文盲不是不识字的人,是不会自学的人”。自学当然有多种方式,但主要是要靠读书。

  正是凭着日渐成熟的自学能力,使我读懂了很多课外自学读物,也使我的知识水平超越了周围的同龄人,在1979年的高考中顺利地跨进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门,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博士学业。也正是这种自学能力使我掌握了熟练的日语口语,掌握了计算机,并且敢于向任何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挑战。

  光阴荏苒,似水流年。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脚步,我欣慰地感到:正是不倦的读书生活造就了我。书是我童年的梦,也是我今天的梦。所以我对读书一直痴心不改!读书,读书,读更多的书,因为“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书是我的梦,梦是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