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超级戏迷的自述

 


  作者简介:樋泉克夫,1947年生于日本山梨县,曾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和日本中央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曾任外务省专门调查员,两次供职于日本驻泰国使馆(1983—1985年,1988—1992年)。此后历任国际开发中心研究顾问、庆应义塾大学和中央大学兼职讲师,现任爱知县立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本文经作者授权,译自其所著《京剧与中国人》一书的《第五本 弦外有音》(该书仿京剧剧本体例,不设章、节,而分为五本),并经本人审阅修改,增加了由于听戏把自己搞得非常狼狈,被乞丐引为同类一段。为免二次翻译造成文字的差异,本文所引顾颉刚的文字系根据其中文原版直接录入。


  我到底是怎么成为戏迷的呢?直到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回想一下,可能当我对中国抱有朦胧的兴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心京剧了。当然,我当时还没有明确地表现出对京剧的历史,以及京剧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等问题的关心。

  二十五年前,我到香港留学。很快就认识了一个美国数学家。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能够讲稍有古韵的日语和特别流畅的北京话(不是日本人所理解的北京话,而是被称为“京片子”的正宗的北京话)。他的日语是跟着录音机自学的,而汉语则是跟北京人学的。他让我惊得目瞪口呆,世上真有这种奇才!有一天那个美国人对我说:“今天到个有趣的地方走走,怎么样?”他这次相邀,开始了我与京剧相交二十五年的历史。

  车如其人,他开着一辆质实刚健,毫无奢华的德国大众牌汽车,我们不知不觉间就到了香港郊外的一处游乐场。游乐场的名字叫荔园,入口处立的牌子上写着“东南亚最大”。当时我绝没有想到,我会每年三百六五天、连续三年留连于此。由于这里春节、端午、重阳每天有两场戏,所以来的最多时候每年超过三百六十五次。

  游乐场的入口处靠墙立着一根一米二三的柱子。顾客买票的时候拿他做标准,比它高就按大人收费,比它矮就按小孩收费。你算大人还是算小孩,就看你是比它高还是比它矮。这是一个简单适用的收费标准。我问这个招是谁想出来的,有人告诉我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收税的时候想出来的。此事不知真假,但肯定不是荔园独出心裁。进门以后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游乐场,气氛有点像以前浅草的花屋敷街。有汽枪打靶、有旋转木马、有冰高(一种赌博方式)、有魔术表演、有脱衣舞,在这个五花八门的游乐场的里面有一个小剧场。

  售票处放着一张印好的座位表,你用手在你喜欢的座位上一指,卖票的就用彩色铅笔头在上面一划,然后再拿起票来写上座位号交给你。在座位表的旁边还放着一些粉色的纸,大概有B5复印纸那么大,上面印着近半个月左右的演出剧目安排。后来我知道这叫戏单,当时也拿了一张戏单作为参考资料。

  我跟着美国人进了剧场。剧场的中间是通道,座位有二百多个,肯定不到三百个。座位分前、中、后三等,离舞台最近的票最贵。当然,据我的记忆,贵的也不过五元港币(当时是一元港币约折合六十日元,一美元折合三百六十日元时代)。剧场中没有窗户,座位上自然也无冷暖风装置,并且很暗。只有舞台灯火通明,化妆前的演员们在练把式。舞台右手的场面也在调试乐器,传一阵“台台台”、“叮咣叮咣”、“匡台匡台”、“嗒嗒嗒”的声响。舞台上铺着一块旧毯子,显然已经有些年头了,一边已经破了。演员们就在上面练把式,扬起一阵阵尘土。如果说这就是我一直憧憬的京剧,真让我灰心。我就这样一面听着嘈杂的音乐,一面不时的看看舞台上暴土扬尘的练习。

  突然间,音乐戛然而止,舞台上也没有人了,扬起来的尘土也没有了。不,是落回到毯子上面去。回顾身边,不知何时掌了上灯,靠舞台座席也开始上客了。

  一小会的肃静,在“嗒嗒……”的单皮鼓声中,从九龙口的里面传来了一声:“啊哈——”脸上正中间画了白豆腐块的丑角登场了。全场只上了三成坐,但观众都一齐鼓了掌。虽然我当时不知道他说此什么,也不知道有趣在什么地方,但我知道他肯定说了一些有趣的话,把观众逗得很高兴。一出戏演完,接着就是下一出。这次从九龙口里面传来一声“啊哼”的痰嗽,老生出场了。京胡也随着单皮鼓奏出了缠绵的曲子,演员开始唱了起来。观众席上暴出了一声:“好!”。唱腔的过门处,京胡演奏也烘托得极为细腻,也博得了观众的彩声。

  此时观众与演员,座席与舞台已经浑然一体,第六剧场整个活了。

  当时我还不明白台上唱些什么,说些什么,既不知台词,也不知道唱词。只是觉得真不可思议,那个尘土飞扬的舞台瞬间美伦美奂,演员们也“铆上”了,台上的情形没有词语可以表达,只能说是“超现实”的。不,正确地说,是台上小演员们的绝妙表演让我感到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

  ——这是我与京剧的初次相识。

  第二天,我单独去了第六剧场。像头一天美国人那样买了票,拿了戏单,坐在光线暗淡的坐席上观看演员们练把式、听场面打起响亮的开场锣……接着,舞台转暗。不久,全场开灯,舞台一下骤然聚光。随着一声:“阿—哈—”,舞台又变得“超现实”了。

  从此开始了不间断的第六剧场之行。此时,在台湾人开的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很厚的《戏考大全》(宏业书局,1970年),打开封面一看,赫然写着:“名家平剧秘本”,目录中清晰地列出了京剧的剧目,实际是一本剧本集。

  此后每天去第六剧场时都带着《戏考大全》。先从戏单上查出当天的演出剧目,如果《戏考大全》上有,就先看一下剧本,了解一下剧情和台词。这样原因觉得隔靴搔痒的舞台就好像离自己更近了。

  接下来买的是盒带录音机。我和一些老先生经常见面,不知不觉也就熟悉了。他们几乎都带着盒带录音机。有人专门从台口的照明设备上接电,录下舞台的演出。每到演出结束后的十一点左右,他们带着自己录下的京剧磁带,穿过已经没人的游乐场匆匆回家的样子让我非常羡慕,觉得特别幸福。因此,我也买了盒带录音机,代价比我一个月的宿费还多(200元港币)。此后,再到剧场就带两样东西了:《戏考大全》和录音机。老先生们瞧着我说:“喂,日本人,到底买了。”我就悄悄地把录音机放到台口,再打开《戏考大全》……

  接下来是学会了喊“好”,即所谓“叫好”。有时自己小声喊一声:“好”,终于与老先生们的叫好声同步了。此后,就一发而不可收,“好”声不断。

  就这样,每天必到,三个月以后,我的座位也成了专座。当然,老先生们的座位也都是专座。有时到了售票处,即使不用手指“A·十一”,他们也会把那张票递给我。就在此进,我也像老戏迷那样成了有专座的常客。

  这时有个老先生告诉我,游乐场里有家客家餐馆,穿过它就可以进入第六剧场。我就开始用这一招。可是从一年半以后的某天开始,既使我在售票处不交钱,他们也把票递给我。我已经跟老先生们打成一片了。

  夏天的时候,那个几乎要摇破房顶的吊扇是唯一的降温设备。这时候看戏,啥也不如喝杯凉啤酒。所以,我就买来啤酒,并分给老先生们。于是,第二天老先生们也买来啤酒招待我。此后,经常是座位前摆着成排的凉啤酒,手端着啤酒叫“好”。冬天剧场里没有暖气,倒是水泥地不断地往脚上返凉气。这时经常喝的就是绍兴黄酒了。也像夏天一样,经常是喝一口黄酒,喊一声“好”,简直美极了。春秋两季则是香烟。他们经常从烟盒里拿出香烟,互相敬烟。从生下来就没抽过烟,所以,我就退出了春秋两季的“礼尚往来”。

  在第六剧场演出的是春秋戏剧学校的学生。校长是过去经常在上海演出的刀马旦粉菊花女士,一直与粉女士在一起的是梳着分头的李国祥,这两个人可能是夫妻。学生在这里学些年以后,就经常到电影和演艺界发展,或者登上台湾的京剧舞台。以电影《龙年》和《末代皇帝》成名的尊龙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为了出人头地“这一天”,学生(十岁到二十岁左右)们上午在学校练功,晚上就到第六剧场演出。简直就是马连良坐科的富连成社的香港版。粉女士的教育比较严格。正式演出前的练功也必须特别上心。她活跃于上海时如何,不得而知。我见到她的当时,她已经过六十岁了,她经常骂学生,那样子有点像在法庭上高声为自己辩护,狠骂逮捕自己的共产党干部的江青。而且,在演出结束以后,她还会责打出错的学生。人们常说要“打戏”,“不打不成才”。但是,也有怎么“打”也“成”不了“才”的人。

  该校位于九龙繁华马路的背后,周围是一引起价格比较公道的酒吧和餐馆。有天晚上,戏散以后想吃点东西,就进了戏剧学校附近的一家上海餐馆。刚好看到一个在剧场熟悉的检场师傅在吃饭。我就跟他打招呼:“你好,吃饭哪,刚才演出时辛苦了。”一边说着,一边摸口袋,觉得还够,就对餐馆的师傅说:“再给那位师傅上个菜,账我付。”不一会儿,检场师傅过来了:“非常感谢!”“没关系,再见。”关系近了一层。后来在一个酒吧,看到一个刚刚被粉校长狠狠地训过的演员坐在吧台的一边喝啤酒,就走过去说:“刚才不痛快吧,来,一醉方休。”关系就是这么越来越近……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狂热劲已经过去了,但还是革命现代京剧的一统天下,让人不能不想恐怕在中国永远也看不到不冠以“革命现代”四个字的京剧了。实际上,大陆在香港开的电影院里,也只上映以《智取威虎山》为代表的一系列“样板戏”。这些“社会主义的惩恶扬善”故事看一次就够了,不想看第二次。不过,至少剧中的演员确实都是名角。所以,为了品味这些名角的艺术,还是到大陆开的电影院去了很多次。故事另当别论,革命现代京剧的唱腔和伴奏是很精彩的,我被其魅力深深地征服了。宏亮的声音、精致的唱腔、鼓舞人心唱词——现在偶尔意志消沉的时候,还经常甘冒打扰家人和近邻的风险,拿出大量的磁带听革命现代京剧的录音。

  我也曾听信人们说革命现代京剧不是京剧,但实际观赏就会发现其京剧艺术水平是相当高的。所以,我的资料库中不仅收藏了样板戏的磁带,也收藏了很多革命现代京剧的磁带。最后一部样板戏电影是《杜鹃山》,大陆的报纸报导说“深受欢迎”,但到电影院一看,才知道偌大的剧场也就一二个人。不由得让人想到“文化大革命也快结束了吧”。当时跟电影院的人好说歹说匀来的《杜鹃山》的招贴现在还贴在我桌子旁边。

  香港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戏迷更不可思议。

  某天一个常去第六剧场的人拿来了周信芳的磁带给我听。周信芳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并打倒的名角。本以为不可能找到他的磁带,结果那位老先生说在九龙的某处有卖。不用问,当然是马不停蹄地往那儿赶了。

  当时打工赚的钱,大部分都花在了录音机、磁带、到台湾看戏、购买京剧图书、跟京剧演员交往和每天去第六剧场上了。当然,吃饭上也是能省就省——每天就靠京剧活着。身体也不知不觉受了影响,去留学的当初,体重在八十公斤以上,不知什么时候跌破了七十公斤,到了六十公斤,最低时只有五十公斤,足足掉了三十公斤的份量。说好听点是为京剧节食,说难听点就是营养不良。从日本带来的裤子穿上松松垮垮,腰带差一点就可以扎两圈了。尽管如此,也没想到买新裤子和新腰带,也没有那工夫,每天就一门心思:京剧、京剧、第六剧场、第六剧场。有一天,我要坐轮船过海去港岛。当然,我买的是最便宜的船票。轮船离岸不久,有一个乞丐忽然站起来,拿出一把好像是自己做的二胡,拉了一个小曲。拉完之后,就拿着一个小铁盒讨赏钱。您猜怎么着?来到我面前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就转而向我旁边的人讨钱去了。可能他一瞧我的样子,就认定我跟他是半斤八两。天哪!

  有时清醒过来自己想,这样长久下去怎么办,为什么来留学的呀。但一到了晚上,就鬼使神差地上了12路公共汽车。不用问,这趟车的终点当然就是第六剧场所在的荔园。

  那时我傍晚才从大学的研究室出来,六点钟到九点钟在日语学校打工。讲完课,根本顾不上学生的提问,一路小跑奔向12路公共汽车。由于时间已经过了九点钟,公共汽车开得也很快,三四十分钟就到了荔园。穿过客家餐馆的入口,马上就到了第六剧场。眼盯着专座,把录音机放到台口,就赶紧入座,喘口气再跟左右的老戏迷们打招呼。此时已是快十点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演出就结束了,就听着录下来的磁带,坐公共汽车往回赶。这已经是赶回九龙的末班车了。

  我总是途中下车吃名符其实的晚饭。一年四季的食谱都是固定的,放满虾肉的馄饨面,或者蚝油青菜。冬天冷的时候,偶尔吃份糯米鸡。吃完饭后,再搭从九龙的闹市开往乡下的小巴,黑咕隆咚地走上三四十分钟,就该听见喊“落车”了,这时车已经停在了田间小路上。周围真黑啊,再走上几分钟就到了住处,推开锈迹斑斑的铁门,进屋。不消说,从小巴下来走到住处,还是听刚才在第六剧场录的磁带。当然,京剧磁带多极了,第六剧场的“名角演唱”时而伴我走过浓浓黑色,时而伴我问候满天星辰,“超常规”吧?

  回到房间,一边回忆当天的舞台演出,一边记下“本日剧评”。此时,已经是深夜一点都过了。奇怪的是现在我还可以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舞台。

  虽不敢说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奉献给了京剧,但确实生活是以京剧为中心的。有时自己也反思,留学的目的是什么,也想把去第六剧场的次数减到每周一二次。但是读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名家顾颉刚先生下面这篇文章,就把自己的打算抛到了脑后:

  全北京的伶人大约都给我见到了。每天上课,到第二堂退堂时,知道东安门外广告版上各戏园的戏报已经贴出,便在休息的十分钟内从译学馆(豫科所在)跑去一瞧,选定了下午应看的戏。学校中的功课下午本来较少,就是有课我也不去请假。在这戏迷的生活中二年有余,我个人的荒唐和学校课业的成绩的恶劣自不消说;万想不到我竟会在这荒唐的生活中得到一注学问上的收获(这注收获直到了近数年方因辨论古史而明白承受)。

  ……

  自从到了北京,成了戏迷,于是只得抑住了读书人的高傲去和民众思想接近。(《古史辨·自序》)

  简直让我乐得要蹦起来了:可找到理论依据了!立刻又信心百倍,顾颉刚“迷恋戏剧”有“两年多”,我的戏迷生活才刚刚开始,坚持下去必定会从中有所发现。不消说,还是照常往第六剧场跑。

  既然走到这一步了,就只能一路走下去了。我到大陆开的百货商店去买了一把京胡,想试试手。回到住处,当天夜里——当然是第六剧场关门以后,也就是深夜一点以后了——就开始拉京胡。“哩—哩—”、“哏—哩—”、“哏哏哏”,听起来简单就是杀鸡声,每天还是照练不误。

  当时正是仲夏,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敞开窗户也没有一丝风,真是热,坐着不动就出汗。就是这样,每夜照样“杀鸡”不误。每当此时,经常听到邻室传来“唉”、“呀”这声。自己一点没觉得奇怪,照样“杀鸡”。过一会儿,邻居也不出声了,就剩下我的杀鸡声了。

  住在隔壁的是一个汗毛很重的广东人,据说是为电影创作音乐的,大概有三十多岁。有时早上见到他,没精打采的样子就像一夜没睡似的。心里犯嘀咕,就去问宿舍的管理员,结果回答说:“他托您那音乐的福,失眠了。”由于我弄得太吵了,他曾把窗户关上,结果热得睡不成,打开窗户更是睡不成。我听到的“唉”和“呀”就是他在表示反对。管理员告诉我:“虽说长得挺壮,可是心眼不大,他也不跟你说,自己正在那烦恼。”没办法,京胡“演奏”只能叫停了。

  说起来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被马连良的艺术深深地征服了。太迷恋他了,梦里都曾边到过《借东风》的演出。听见他在九龙口里面唱[二黄导板]“天堑上风云会虎跃龙骧”,“骧”一唱完,单皮鼓切入,小锣响起,马连良扮孔明,身穿法衣,手捧宝剑,在琴童的引导下从九龙口上场。就在这间不容发的一瞬间,场内一声爆响:“好!”,当然,我也坐在那里使劲喊了声“好!”。在场面(伴奏)的烘托下,孔明走到舞台中间,登上七星坛,开始用奇门盾甲的法术招东风。此时唱[回龙腔]“设坛台借东风相助周郎”,不可思议的是,此时台上就会让人感到真有风吹来一样。这就是艺术的力量,是只有在马连良的舞台才能看到的绝活。最后一字“郎”先唱“凛”声,中间再揉进独特的韵味。而且“郎”的尾腔唱到高处再一转缓缓地转入[原板]。“曹孟德占天时兵多将广……叹只叹东风起火烧战船,曹营的兵将无处躲藏。”这一会儿,也就十几分种吧,马连良把“甜、润、酣、畅”四字发挥到了极至。

  作梦的代价是,醒来以后,有段时间脑海里还在响着京胡的声音。真是过瘾,脑海里刻下了这段唱腔。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梦里所见马连良的《借东风》演出一直不忘,可能已经被刻在了记忆中。只是,那只是梦中的舞台,是一场梦。梦就是梦,不是真正的舞台。真想看马连良的演出,哪怕只看一次。

  事情至此,应该说已经算“病入膏肓”了,这条道不得走下去,已经成了不归路。

  终于到了与第六剧场诀别的那一天了。不知是春秋戏剧学校的原因,还是荔园的经营方针有变,第六剧场关闭了。我在香港的生活也到了落潮时节了。我带着录音机、磁带、剧本,带着我青春的回忆回到了日本。安顿下来的住处在二楼,有八张席子大小。卧室的空隙处挂着《杜鹃山》的招贴……

  有一个星期日,我拿出了京胡,拉了一曲。当然不是杀鸡声了(还用说吗?),是我自己特别满意的声音。把京胡拉到这种程度的日本人恐怕还没有第二个吧。不用说,接下来就是自拉自唱了。足足乐和了三四十分钟。

  我正在那里愉快地体验“超现实”的快乐,听见了“呜—呜—呜—”的警车声。可能附近出什么事了,我就停下了手。结果警车就停在了我的楼下,警官大声冲我大声呼喊。我下得楼来,警官问我:“劳驾,刚才在二楼干什么了?”“我在演奏中国乐器京胡,怎么……”“能让我上二楼看一下吗?”

  即使是警官,我也不想让他踏进我的京剧之城一步。于是我问:“没什么可以看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吗?是这样,怎么说呢?真没法跟你说,附近有人打了110……”

  “这是我的个人兴趣。”

  “可以说是个人兴趣,但对别人就是噪音。不是也发生过钢琴杀人事件吗?啊——,哈哈哈。”

  警官跟我打哈哈,那么,怎么办好呢?想禁止我用京胡自拉自唱吗?多没劲的生活!但提到“钢琴杀人事件”心里还是不踏实。当时,都在谈论由于公寓里邻居弹钢琴引起的杀人事件。我当然不想卷起什么“京胡杀人事件”里面去。

  是啊,对于自己是比“兴趣”还好的东西,也许对别人可能是比“噪音”还糟的东西。我不是芥川,自然也不能“给门外汉以绝大的美感和快感”。但是,对于戏迷来讲却是“绝对的美妙和无尚的快乐”,所以才会“跑到那个嘈杂的地方”去。不管怎么说,还是收起京胡为好。

  当天夜里,楼下的一家回来了,我对他们讲了前因后果和白天的事,并且说:“这附近的人根本不了解文化,我特意让他们听中国文化的精髓,却不讨好。”对方回答说:“那也不是什么文化,也不是什么音乐,就是噪音。”

  我的心里一下子凉了。可能就是他们报的警!可能对别人来讲,真就是不是“绝对的美妙和无尚的快乐”……

  又是一个星期日,我从壁厨里拿出被褥,自己钻到里面去,紧闭房门以防声音外泄,打开手电拉京胡,状态比较好,拉上二十分钟,脑海里感受到了“绝对的美妙”和“无尚的快乐”。三十分钟以后,终于脑海里开始轰响,绝不是“跑到了嘈杂的地方”,只是觉得吵。到现在我不能不承认已经超过了生理上限,不得不断了演奏京胡的念头。

  从那以后,京胡就被我束之高阁了。

  现在我经常通过录音机、磁带、CD和录像欣赏京剧,有时也冲动地想拉一拉京胡,那怕是杀鸡声也好。

  说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清,我是怎么成为戏迷的,但我不认为这是坏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