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藤优教授

——日本散记之二十七

 

  我与斋藤优教授相识是在1984年,当时他应沈阳东北工学院(现在东北大学)陈敬燮教授邀请,第一次来华讲学,当时他52岁,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讲学的内容是他最大部头的一部著作《技术转移论》。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外国人讲学。

  沈阳虽说是在东北,可到了夏天也真是够热的。平时我们在宿舍里都是穿着背心短裤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男人们把背心也脱了,一开始大家还有所顾忌,基本上不敢出自己房间的门。后来,也开始试探性地在走廊站一站,再到后来,就全然不顾了。服务员都是正处妙龄的小女孩,每天在走廊里来来往往时也对这群“开放”的大男人们视而不见。当然,等到去课堂和食堂的时候,都还是要注意一些的。

  当时担任翻译的是东北工学院日语教研室的关学忠老师,由于讲学的内容太专,也真让关先生吃了不少苦头,好在那年月听外国人讲学还是比较新鲜的事,并且各单位也很重视,派来的人多数是懂日语的,经常可以伸一把手。斋藤优的讲学很通俗易懂,并且经常举一些很有趣的例子,还不时地开个玩笑。他为了写那本《技术转移论》足迹走遍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一本集理论、资料、案例于一身的著作。在讲学前,由东北工学院组织人翻译了部分章节,这是那部著作的唯一中文版本。但是,非常遗憾,书译得很差,可能是专业知识欠缺再加上时间紧迫的原因,很多专业名词译错了,比如把提花织机(日文为外来语)按读音译成了“贾卡透机”等,还有些句子只有懂日语,熟悉日语表达方式的人才能读得懂。由于当时没有日文本在手边,我每天都是捧着那个中译本在读“天书”,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跟斋藤优教授借来了日文本,读起来也可真省力气,立马觉得是本好书。

  斋藤优教授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从我与他交往至今,从来没有感到他的架子。以小人之心,觉得他在日本可能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教授而已,不会是特别有名吧?不然怎么看不到我在一些日本教授身上看到的架子。这次到了中央大学才知道斋藤优教授在学校的地位,有道是海水不可斗量啊!

  斋藤优在沈阳讲学时,由于天热的关系,再加上当时大家比较认真,我们有几个人经常到斋藤优教授的住处去,包括当时在鞍钢工作的解星原、我在哈工大的同事米加宁,还有几位记不得了。他当时住东北工学院的外宾招待所,条件不算太好,但房间里面有空调,并且冰箱里有啤酒。斋藤优经常拿啤酒来招待我们,也就是那次,他告诉我,到海外旅行的时候,为了防止水土不服,最好不要喝生水,茶和啤酒是比较好的办法。以致于我现在有时在国内出差,也采用这个办法解渴。也可能是斋藤优教授的方法比较灵,也可能是我的肚皮比较过硬(关于我的肚皮,我曾自撰一上联:走四方吃百家,铁胃钢肠闯天下,有人给我对了个下联:投两师入三校,侠肝义胆救风尘,两师是指陈昌曙教授和关士续教授,三校是指哈工大、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救风尘是指抢救京剧资料。) ,反正我没闹过水土不服的事,经常是出差时带的黄莲素等药物都救了别人的急。

1997年陪斋藤优教授参观哈尔滨手表厂

  斋藤优教授特别愿意帮助人,就是在他的鼓励下,我第一次走上讲台当翻译。当时,他与日本的几位教授访问哈工大,他跟翻译李阳根说,到了小孔的单位,还是让小孔露露脸,所以,哈工大校长接见他们时是我当的翻译。后来,我又多次给他当过翻译,包括在北京理工大学讲学的时候(当时我还没有到北京工作),也包括他1997年应邀担任哈尔滨市政府经济技术研究中心顾问的时候。有一次时任哈尔滨市副市长的李嘉庭(就是后来在云南省省长任上落马的那位)接见斋藤优并设宴招待他,也是我当的翻译,当时我们在哈尔滨国际旅行社吃的甲鱼人参汤(此处暂留一伏笔,后来还有故事哪,有时间再写出来吧)。斋藤优在中国比较信任的翻译有两个,一个是前面提到了原东北工学院外事办的李阳根,另一个就是我了。由于斋藤优很快就把李阳根办到日本留学了,所以,后来主要是我给他当翻译。1989年我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上学,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寒假时回哈尔滨,出于礼节给哈尔滨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人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们正在到处找我,因为他们要召开一个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研讨会,斋藤优教授出席,翻译没有落实,我当然不能再推迟,更何况挣点翻译费对于一个博士生来说也是天赐良机。

  1991年关士续教授在哈尔滨召开技术创新研讨会,请了斋藤优教授,自然是我从北京接了站,一路陪回哈尔滨的。当时斋优教授的《技术开发论》已经出版,他在做报告的时候,先讲一段引语,然后就打开书指着其中一段说:把这段译给他们听。我就眼盯着日文书嘴里说中国话。事先没有任何准备,斋藤优教授也没有与我特别沟通过,好在我对他的理论比较了解,也还是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就在这次会后,关士续教授提议翻译《技术开发论》,后来几经波折,这本书1995年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我在译者前言中对此过程作了详细的记录,也是两个教授共同促成的一个学术佳话。最后一次给斋藤优教授当翻译是1996年,斋藤优教授应《中外管理》杂志杨沛霆教授之请,来北京参加“产、官、学合作肯谈会”,此后一别,再未重逢。

  时光易逝,当我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需要联系学校的时候,我才猛然觉得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跟斋藤优教授联系了。打个电话过去,他还是那么热情,并且说,你终于能有机会到日本作一段时间学问了,我的心愿也可以了结了。他帮我办好了中央大学的手续,他夫人则帮我办好了签证所需要的全部手续。来到中央大学以后,他首先告诉我,你不要在这里读书,三个月,你充其量只能读完三本,你要在这里查资料,复印是免费的,多带点回中国去再慢慢研究。再有时间,就应该到处多走一走,增加点感性认识。

  有一天在斋藤优教授的研究室里,他问我多大了,我说快40岁了。他不由感叹道:年轻还是好啊。我明年就要退休了,现在正在写我的最后一部著作《技术密集城》,真想到再见一见中国那些老朋友啊,赵祖华教授我再也见不到了,真遗憾哪。是啊,斋藤优教授今年已经70岁了。虽说日本人很多人到了70岁时身体条件都还很好,但他比较见老。他为了拿一张纸记下我的电话号码,手抖得不行,足足花了五分钟才拿出来。我们一起到食堂吃饭,饭后他那出一个锡纸包,想吃药,怎么也打不开,我赶紧帮他打开。从桌边站起来,他足足花了五六分钟活动腿脚才能正常走路。饶是如此,他依旧关心着学问,他告诉我,在选择技术发展战略的时候,美国选择了生物技术,而日本好高骛远选择了与产业关系不太大的脑科学,现在美日两国的发展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应该吸收这个教训。瞧着这位为中日学术交流和中日技术经济合作付出过艰辛努力的教授,我由衷地感到敬佩。按照日本大学的习惯,明年他退休的时候中央大学会为其举办纪念活动,经济研究所的学报也会出版一个专号。我不由得想到,何不请他到北京,再搞一次学术活动,一则让他会一会老朋友,再则把他现在正在写的学术著作的思想再报告一下。另外,考虑到他夫人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他的年龄大了,生活上也需要人照顾。我就请他在退休后带夫人一起到北京访问,他听了很高兴。他一再强调了两个问题:第一,以学术交流为主,大概没有什么比学术更能牵动一个老人的心了。第二,费用自己负担,如果他那些老朋友经济上有困难,也由他补贴。

  我笑了,告诉他北京理工大学有现成的条件,搞一次学术活动用不了多少钱,他那些老朋友也都不会负担不起一次北京的旅差费。他也不由得笑了,是啊,那些老朋友可能也都退休了,也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了。听说现在中国教授的工资也都提高了很多,中国变化真的很大,好长时间不去了,真是不知道了。

  我期待着斋藤优教授的北京之行。  


(2002年3月3日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