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都市的趣事

——日本散记之十四

  东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这样的大都市里生活,经常会听到和遇到一些有趣的事,如果能够自得其乐,对劳累、紧张的学习生活也是一种调剂。

Sorry, I Cant't Speech English

  公元2001年12月31日,我到一个同学家里过新年,吃完饭回来,由于没有什么事,实在闲得无聊,坐轻轨电车的时候我每站下车,看一下站台,然后再等下趟车往前走,反正几分钟就有车过来。走到秋叶原的时候我出了站台,到电气街转了转,在那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买了一台CD播放机。就在我再次往回走的时候,在秋叶原电车站的电气街口,看到一个外国人正跟摊床上的日本人在那里费劲地比比划划地交谈,过去一听,原来那个人用英语说,摊床的人用日语说,两个人接不上火。外国人一句日语都不会,日本人的英语也足以让外国人吃够苦头。我用英语对那个外国人说:“May I Help you?”,那个外国人举着手里的电话卡说他要找电话。这简单,我知道,我就用仅会的一些英语单词,告诉他电话在什么地方。他又跟我说了一串英语,我只好告诉他:“Sorry, I Can't Speech English.”结果,他反问了一句,这不就是英语吗?并且拿出摄像机对着我就要拍,我赶紧阻止了他。我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用断断续续的英语告诉他,我只能说几句。他告诉我是澳大利亚的记者,现在要打电话到曼谷。

  我就领着他到了公用电话前,他又找不到电话的英语提示在哪里了,我帮助他把公用电话的提示切换到英语,他就开始拨号。我一想,反正也没事,就站在旁边,看他是不是还需要什么帮助。我的英语尽管不行,但还是可以帮助他一下的。最后,他打完了电话,对我非常感谢,给我留下了他的电话和邮件地址。我们再简单地交谈几句就告别了。此后,自然也没有再联系。

  好像又找回了过去的感觉,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对语言的兴趣非同一般,日语的学习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当时我学日语用的教材是天津一所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编的,谁要说靠它能学好日语,那就是黄花闺女哭孩子——瞎咧咧。后来,我找多种机会学日语,看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刊上说日本明治大学教授金田数正来校讲学,我就到国际饭店去找他,他对我非常热情。那时是1981年,国际饭店对于找哈工大客人还要求提供哈工大同意的介绍信,我没有办法去找了哈工大的外事办主任阎云开,请她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

  结果,社会科学部的总支书记——一个教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老太太和副书记——一个普通话讲不好,偏偏要讲,并且总停顿的老红军找我谈话,说我不能私自与外国人接触,好在有外事办的介绍信,我还少受了不少的压力。此后,每当我接到从日本的来信,总支都要找我谈一次话。大意是说,我们都是为你好,如果有什么事,外国人那里又没有办法搞外调(当时,好像“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被彻底否定),怎么说得清楚?当时,由于我父亲在文革中被整过,我自己也吓着了。多年以后,我才从别的渠道知道,是关士续教授替我分辩了许多,事情才渐渐平息了。

“傻Bじゃない”

  有一天,我正与旅馆的老板一起吃饭,另一个房客推门进来了。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女孩,名叫Natasha,应该是“娜塔莎”。老板请他一起入席。闲谈中知道她到过中国,并且住了一段时间。她的语言混杂得很,因为是在日本,她也尽量说日语,但也是俄罗斯风味的日语,比如“わたし” 的发音应该是“瓦他西”,但是日语的罗马字写作“watashi”,她也读成了“瓦他师”。同时,由于他知道我和老板都是中国人,有时也说几句汉语,实在想不起词的时候,当然还是俄语最方便。

  就这样,我们就用这种“协和话”聊了起来。她告诉我和老板,她在哈尔滨住了一年,那里比较有俄罗斯的风味,我说哈尔滨是被称为东方莫斯科的,她点头说她知道。她说,她特别爱吃中国人做的“木樨柿子”,老板是上海人,并且已经来日本多年了,一时也没搞清楚这是什么菜。我对他说:“就是鸡蛋炒西红柿嘛。木樨是本桂花的别名,鸡蛋一炒碎了,就像一盘桂花一样。所以叫木樨柿子。”

  后来,老板问她,“再见”在俄语里怎么说,她说是“帕卡”,我和老板都笑了。日语里有句与此很相近的骂人话——巴嘎。很多中国人是从电影和小说中知道日本人常用“巴嘎”或者“八格牙路”骂人。“巴嘎”实际在日本写作“马鹿”,我本来以为是一种动物名,把人说成牲口,自然是骂人了。没想到,事情还不那么简单,查了一下日本的《广辞苑》,这个词原来是梵语moha(慕何)的音译,自古就是僧侣的隐语,是无知的意思。而“马鹿”是同音表记方式,也就是说当初日本引进这个词的时候,只有音,没有字,后来找了两个字给配上的。“牙路”是也是拟声表记法,实际日语中写作“野郎”,也是一个多意词,最早歌舞伎(有点类似中国的京剧,战友京剧团的叶少兰就曾与日本歌舞伎演员进行过交流与合作)演员就叫“野郎”,有时还用来指小孩子,其意类似中国人说某儿童是“野小子”,并没有多少恶意。当然,现在用得最多的,还是用来骂男人的话,别问我骂女人话是什么,我不知道!

  看见我们笑了,娜塔莎就赶紧解释:“Not‘巴嘎’,傻Bじゃない” (不是‘巴嘎’,不是“傻B”)。这不由得让我大跌眼镜,我问她怎么学的那个词儿,她又是汉语,又是日语,还学着哈尔滨人的姿式的跟我说了一通。原来,她当年在哈尔滨的时候,爱逛街,可手里又没有多少钱,哈尔滨人就说:“那傻B,光看不买,别搭理她”

  唉,哈尔滨……

那上面写的什么?

  豪森,一个来自土耳其的外国人,住在我的隔壁。在东京捣腾买卖。由于经常要与国内联系,受时差影响,他们的工作时间与我的时间总是错开的。一起见面的机会不多,但到休息日的时候,还是经常见到的。

  豪森的日语说得很好,交谈中他告诉我,他曾经到过中国,在上海住了三个月,对中国饭有些了解。有一天我做“大马哈炖豆腐”,这是哈尔滨非常普通的一道菜,并且这里大马哈鱼非常便宜。我一般是做一次,吃两三顿。他看见我做,表现出很大兴趣,我就请他一起吃。他吃得蛮高兴。同时也闲扯了一些天南地北的趣事。没想到他马上就给我表演了一件趣事。

  他看见我总是看书,就问我的职业,我告诉他是大学教授。他说是很好的职业。接着他拿出了一份广告,问我:“上面写的什么?”我很吃惊,也很生气:你就是不相信,也没有理由这样考我呀?简直是污辱!他看见我的神态跟我解释说,他只能听和说,写和读都很费劲,他确实看不懂,没有考我意思。我明白了,毛病出在日语的汉字上。曾经看见有人写文章说,日本人也觉得汉字很难学,甚至在签租房合同时拿着合同问中国人:“读汉字没有问题吧?”。我在广尾的National看到过教欧美人学日语的教科书,上面都没有汉字,只有日语的罗马字表示。

  日本人在把“汉字”这个词译成英语的时候,不是像我们那样,译成“Chinese Character”,而是直接写日语的罗马字“Kanji”,这在计算机的CD-ROM说明书上经常出现,早年CD-ROM驱动程序有一个选项:卷标是不是用汉字。日本人这样翻译“汉字”有几个原因:第一,是为了省事,不用再费劲琢磨怎么翻译了。第二,日本右翼人士主张汉字不能叫中国字,汉语也不能叫中国语,说是在秦朝以后,汉人就没有了。更有甚者认为中国都不应该叫“中国”,只有日本有一块区域才能叫“中国”(日本有“关东”、“关西”、“中国”等说法,相当于我们说“华南”、“华中”、“华北”。),中国只能叫“支那”(见渡部升一、谷泽永一:《〈广辞苑〉的谎言》)。第三,日本人自己也对汉字进行了简化,简化方式与中国不一样,并且还造出了一些所谓“国字”,也叫“和字”,比如“辻”,好像一共有十个左右,这几个字也确实不是中国字。

  另外,很多人知道日语的字母叫“假名”,那有“真名”吗?有,就是“汉字”。


(2002年2月10日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