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

·田松·

  说明:本文原载于田松博士所著《血液与土壤》一书,读后甚觉亲切。虽然我与他相识不久,但可能因为都是东北人,都是在相同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缘故,其中有些部分就像自己的经历一样。尤其是其中“好孩子与暴力”一节中关于好孩子不打架的记载,可能是在东北共同的价值观,我小时也不止一次被教育说:“好孩子不应该跟人家打架,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事实上,躲是不行的。所以,我在上大学前也“轰轰烈烈地打了一架”,这就更像本文中“动刀”一节所写了。关于老师对与学生的关系,本文中的“园丁”也让我回想起我上中学时的情形。

  有感于此,特意跟田松博士要电子版,并征得其同意,放到我自己的网站上。田松博士寄来的电子版是原版,正式出版时删掉了一些。特此向田松表示感谢!

1.暴力||2.灵山之耻||3.心理动力||4.勇气||5.暴力本能||6.好孩子与暴力||7.动刀||8.服不服

9.我是流氓我怕谁||10.武德||11.四平一中||12.园丁||13.寻找暴力本能||14.暴力与社会分工||15

1.暴力

  1996年5月某日,沈阳北站,朋友送我返京。在候车大楼门外,一个瘦小的男人正在挨打。他被三四个人围着,倒在了地上,我看到了他头部流出的血。我和朋友匆匆走进候车大厅,匆匆寻找候车室,一边谈论外面挨打的那个人。我说:他可能会被打死,但是不会有人管。我又说,即使打人的几个人都跑光了,也不会有人来管,他完全有可能因为姿势不当而死掉,而如果有人给他翻个身可能就死不了。我还说:会有许多人看着,像我们这样谈论他,但就是不会动手,包括我们,也只是冷静的旁观着。我想,没有行动的善良真是太虚伪了,我应该为我们貌似同情的谈论而感到羞愧,但我偏偏没有感到羞愧。

  梁晓声在《’93断想》中写到了他在绥芬河中俄自由交易市场遇到的一件类似的事情。一群人围着一个小偷,拳脚棍棒地往死里打,围观者不断有人加入殴打的行列。在东北,这种事叫做打便宜拳——挨打的人既不知道是谁打的,也无法还手。在我小时候的观念里,这种人是很让人瞧不起的。眼见小偷已不能动了,梁晓声钻进了人围,高声喝止,结果他也遭到了群殴。幸好市委秘书前来找他,救了他一命。

  梁晓声在文中质问在场旁观的人:“如果有歹徒就在这个地方强暴少女,你能指望他们见义勇为吗?如果有一批比他们更凶恶的家伙掠夺市场,你能指望他们率先起来抵抗吗?……”我也用这些问题来问自己,我能吗?我很惭愧,我不敢用“能”来回答。事实上,我多次遇到过这样的场面,尽管也很想像梁晓声一样冲过去,但从来只是想象,从来是视而不见,匆匆走过。在我最初这样做的时候,我怀着愧疚。在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子里,我不敢说所有人,至少绝大多数人见到这种情况一定要上前制止的。所谓天下人的事,天下人管得,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承担了社会的道义,如果不去履行,会被人认为是不合格的人,自己也抬不起头。写到这里,我忽然感到惶惑,我不知道现在的农村是什么样,我甚至不知道我写的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农村,还是我的想象。

  我最初的惭愧早已消失了。返回

2.灵山之耻

  1994年6月2日,这是一个让我毕生感到耻辱的日子。我与一位女孩子从京西灵山回京时,被迫乘上了一辆黑车。车上除了我们和另外五六位散客外,是十几个中央金融学院的大学生,男女各半。这辆车就是大学生与车主约定的,事先也先讲好了优惠的价格。车主一方有三个人,一个长头发的司机,长得干瘦;一个黑脸的莽汉,一脸蛮横的肉;还有一个小姑娘,十六七的样子。车行至中途,黑脸莽汉开始收钱,他一定要按正常票价每人20元收款。坐在前排的看似负责的那位女同学坚决要求按原先约定的价格付款。车停了下来,黑脸汉手里握着一把粗大的螺丝刀,满口污言秽语,声色俱厉:“一分也不能少,少一分,打出你们黄的来。”僵持了十几分钟,大学生们屈服了。带头屈服的是一位男学生,他坐在后排,所以觉得他的个子应该比较高。他对黑脸说:“大哥,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就夺了那位女学生的权,如黑脸的数照付了。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大多数学生和五六位散客都沉默无语,散客中只有一位是老头,一位是女性,其余的都是三四十岁的男人。我坐在车头后面临车门的座位上,也是沉默。我很可笑地把我的证件给黑脸看了一下,他说:“报社怎么了,你给登《北京晚报》吧。”我就再没说话。但我是最有理由号召大学生们起来战斗的。因为我差不多是被黑脸用武力从另一辆车劫持到这辆车上的。在此之前,我给黑脸一张五十元的纸币,但他拒绝给我找钱。在黑脸和大学生们僵持时,我在脑子里设计了种种方案,比如给大学生做一个战斗动员,比如在黑脸背后偷袭……但我没有任何行动,一个班的大学生也没有任何行动。我相信他们之中会有足球迷,会有人体育成绩优秀,会有人军训成绩优秀,会有拳击比赛爱好者,也相信其中会有共产党员,至少大部分是共青团员。但他们都屈服了。

  这是一个集体对暴力的屈服,这是一个集体的耻辱。

  我不知道他们该怎样解决这个耻辱的重负。那个夺权的男生也许会成为众人事后的出气筒,会有人说如果不是你,我将怎样怎样;如果你怎样,我将怎样怎样之类的话,也会有人如旁观者做一些理论分析,如我谈论沈阳站挨打的小伙子。

  下车后,大学生们鬼鬼祟祟地记录车号,又鬼鬼祟祟地问我的工作单位。我告诉了他们,但我知道他们不会再来找我。他们会迅速遗忘这件事,遗忘这个耻辱。果然,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

  这个耻辱深深地藏在我的心里,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耻辱。我渴望有一天,当我再次遇到这种事情,我能挺身而起,大打一场,这个耻辱才能减轻。但是我不敢说,当这一天来临时,我会选择战斗,还是再次受辱。返回

3.心理动力

  做一件事,不但要有理由,还要有心理动力。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它是勇气、信心的源头。张学良有足够的理由背叛蒋介石,但他没有足够的心理动力,所以兵变之后,便去南京赔罪。韩信也有足够的理由和足够的成功可能性自立为王,与刘邦分庭抗礼,也是没有足够的心理动力。在南京读书时,有充足的心理动力驱使我光顾女生宿舍楼。这时,我会找出许多借口,与女孩子们相会。但是在舞场上,我从来就是一个弱者,我的血液里没有交谊舞的节拍。当我看到探戈男女起劲地甩头,起劲地趟啊趟着走,我总是怀疑,他们是感受到了欢乐还是在表演欢乐?表演一件与自己的本性相悖的事是滑稽的。尽管有一百个理由让我去请一位小姐同入舞池,而每一次舞罢都加深了我的滑稽感。我感觉我是那个邯郸学步的寿陵少年。我或许有学步的理由,但没有足够的心理动力。

  黑车的耻辱连续几个月压在我的心里,让我不能喘息。这耻辱不仅来自于车霸,更来自我的内心。我是一个懦夫,我蔑视自己。

  为什么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实践我的种种假设?即使我不能胜利,我也可以做一个光荣的失败者,那么我要承受的将只是痛苦,或者疼痛,而不是耻辱。

  我想,我的选择是唯一的。我只能受辱。如果我真的鼓起勇气,战斗一次,那么我既不会走向胜利,也不会走向悲壮,而是会走向滑稽。没有心理动力,我的勇气是虚假的。如果我是一个懦夫,我不能假装我不是。返回

4.勇气

  1985年秋季里的一天,吉林大学当代人俱乐部组织了一次沙龙,主题是:焦灼的一代。来自嘉陵江畔的政治系新生伏勋荣慷慨激昂地发言,他列举了中华民族的种种劣根性,同时也列举了俄罗斯民族、德意志民族及大和民族的诸多优点。1985年,大学社团活动刚刚兴起,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尚未传入大陆,就在一两年以前,长春市公安局还曾宣布邓丽君的所有歌曲都是黄色的,在收缴之列。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他的发言无疑让大家感到兴奋。伏勋荣在发言之后就退场了,在他挤过我的时候,我问下了他的姓名和住址。无疑,这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都喜欢的人,对面一位中文系的朋友向我伸出手来,我便把记着地址的纸条递给了他,他看了看就还给了我。在他的旁边,坐着当时的校学生工作处邵处长。邵处长好象跟他说了什么,他又向我伸出手来,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纸条递过去了。他向旁边一递,纸条就落到邵处长手里,邵处长在本子上记下了什么,把它通过那位朋友还给了我。热血涌上头顶,我感到了耻辱——我成了一个出卖者。

  我一向很怕见官,见长辈。我甚至在走过系办公室走廊的时候都心怀忐忑,怕遇见什么官。但理性填补了我库存极少的勇气,在同学们纷纷退场的时候,我终于站起来。我说:“大家请稍等一下。”我相信这时我的脸一定涨得彤红,非常难看。我先用了“子产不毁乡校”的典,表明我们想要办一个乡校,让大家能够有一个交流我们自己看法的场所。然后我说:“我见到邵老师记下了刚才发言的那位同学的名字,我有些不安,我不知道邵老师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想请邵老师表态。”

  于是大家鼓掌,于是邵老师表态,对我们的活动给予了总的来说是好的,年轻人有错误是可以原谅的的评价。事后,我们的辅导员找我谈话,让我注意不要和有问题的人接触。他指的不是伏勋荣,而是参与办“当代人俱乐部”的一位哲学系同学。而伏勋荣,1990年暑假我在吉大二舍见到了他,他被推迟一年毕业,正在等工作的下落。讲起当年,他说,他还是被系领导谈了。好在那位领导还算开通,对他反而很欣赏。现在回想,当年我未免过于紧张,我们当时的学生工作干部未必都是铁杆左撇子,但那时因为说话不甚而得个处分、丢了学籍的例子让我成了惊弓之鸟。那次挺身而出是我第一次顶撞那么大的领导,这也足见我平时是多么怕官,也足见我并非没有英勇的品性。这件事使我把一次可能的耻辱变成了可资炫耀的经历。

  那么,是什么使我不得不忍受黑车之辱?返回

5.暴力本能

  是暴力。我所陌生的暴力。

  有一个电视短剧,公共汽车上,一个笨拙的小偷被察觉了,但被偷者不敢声张。很快,车上六七个人都成了被偷者,但依然没有人敢站出来,他们听说不久前就有一个人因为抓小偷被杀了。后来,那个被杀者的魂灵逐一游说,才终于有人挺身而出,大家一同动手,抓住了那个小偷。这个短剧代表了现时代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但结局未免太乐观了。在我亲历的那辆车上,一个班级的处于血气方刚年龄的大学生都没有展开战斗,何况六七个素不相识的人。

  有一个电影。一个女孩子被几个流氓强暴,他的男朋友跪地求饶。这时路过一个摔跤冠军,流氓们认出了他,感到畏惧,但同时也看到了冠军眼中的恐惧。在他们的威胁下,冠军仓皇而逃了。对于冠军而言,摔跤是一种工作,而不是暴力。他掌握着暴力的能力,但同样没有暴力的心理动力。

  有很多文章都说过,南京大屠杀期间,明知自己将被屠杀的中国人也少有暴力表现;在华北,一个日本鬼子就可以扫荡几个村子,烧杀掠抢,畅通无阻。或许,我们的暴力本能,我们行使暴力的心理动力,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衰退了。

  我想起了顾城,他本于暴力无缘,他积聚全部勇气行使了一次暴力,把自己也毁了。

  是什么使我们远离了暴力,疏远了暴力,丧失了暴力本能?返回

6.好孩子与暴力

  小时候,我一直努力做一个好孩子。好孩子的标准是听话。现在回想起来,我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啊。但我几乎不被老师认为是好孩子,当时我并无怨言——好孩子一定是比较难做的,我的努力一定还很不够,离党和人民的要求一定还差得很远。而且,我的头脑里还常常冒出好孩子不应该有的念头。我一方面要为这些念头寻找实现的机会,一方面要压抑它们,并为它们而惭愧。

  打架不是好孩子,好孩子是不打架的。我现在想,这也是我遮掩自己打架无能的一个堂皇借口,也是使我放弃暴力的一个正当理由,就如一个恐惧战争的小国高举的和平大旗。我从来没有主动挑衅的经历,只在“人犯我”时,做一些自卫的举动。我少年时个子小,体质文弱,我的自卫常常是象征性的。据我妈妈说,我小时候每次挨打,回家后又要被爸爸打一顿,因为我又跟别人打架了。爸爸的理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人家怎么专门打你?我爸爸打我的时候我很少为自己辩护,在我看来,我爸爸打我是从来是不需要理由的,只要他不高兴,就可以拿我出气。他的理由都是借口。这个借口老师也懂,有一次一个同学正在欺负我——我为不得不使用欺负这个词感到惭愧,尽管这个词是恰如其分的——老师来了,那个同学就想罢手,我只好假装没看到老师,追上去打,这不是为了打,这只是我们向金门打的炮弹,目的是让战斗延续下去,使老师能够看到。我把老师当作秉持正义而又明察秋毫的法官,相信她会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我一个公道。但是我不能主动告诉老师,被人欺负已经是一个耻辱了,再打小报告更是耻辱。我只能以这种方式得到老师主动的关注。没想到,老师批评的是我:“人家都不打了你还打,老师都来了你也敢打?”她看到的不是我对她的求助,而是对她权威的蔑视。但即使如此,我在以后的日子里依然幻想能被她认为是好学生,得到她公正的帮助。

  我的妈妈很疼我,她反复对我说:人家打你,你不要还手,去告诉老师。在我们那时的孩子的世界中,武力是取得地位保持地位的重要因素,武力弱的人,就该老老实实听话,而我偏偏还想捍卫自己愚蠢的尊严,就招来更多的武力侵犯。我实在是打不过,就决定听一听妈妈的话,开始忍受“动不动就找老师”的耻辱,去找老师。开始,那位老师还能做一做样子。很快,她就说:“就你事多,人家怎么就单打你,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位老师并不是和平主义者,对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不加区分,而是根本就没有正义的概念。她曾追捕我班一位喜欢捣蛋的同学,直到在男厕所把他抓获,骂他流氓,同时大声宣布“我什么没有见过?怕你小毛孩子”。我不能原谅这位老师,我不记得她除了言教课本之外还身教了我们什么优秀的品质。她姓孙,是我小学二年级到四年级的班主任。

  这位老师对我的态度使我成了班级的弃儿,我几乎是班里最好欺负的一个,个人战斗力差,又得不到权威的庇护。那一端时间我最大的幻想就是发明一种自卫的武器。作为替代品,我的裤兜里装满了石子,对于任何在背后打我一下就跑而我又无法追上的来犯之敌予以还击。结果招致了更多的来犯之敌。也许很多孩子已经把先打我一拳然后转身就跑躲避我的石弹当成了不错的游戏。这个时期差不多要等高考恢复,学习好成为重要优点之后才告结束。别人已经厌倦这个游戏,我也逐渐失去了反抗的劲头。返回

7.动刀

  大约在小学三四年纪,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

  我们那栋房有一个姓史的孩子,比我打两三岁,比我弟弟大五六岁。他非常喜欢欺负我和弟弟。有一次,他用弹弓向我弟弟瞄准,作势欲打。我弟弟很没出息地被吓哭了,他放下弹弓,等我弟弟哭声停止,又举起弹弓,我弟弟就又哭。我现在已经无法记得那次打仗的详细过程了,只记得最后,我把刚买的五六分钱一把的削铅笔的铁皮刀塞到他的肚子里。到医院发现,离肝只有三寸。在我把刀插进他肚子里之前,我认为这是我对他的审判,一个象他那样品行恶劣的人,不配活着。小刀入肚之后,我害怕了,我跑了很远,感到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再也不是好孩子了。这种负罪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不敢捍卫自己的任何东西,在游戏中完全任人宰割,以示我对冥冥之神的忏悔,以我所受的辱来赎我的罪。以至于史家小子在伤好之后,更加变本加厉地欺负我和弟弟。我妈妈也有同样的负罪感,甚至每到下班经过史家门前,史家小子在她背后高喊“你家有个杀人犯”时,她也只是匆匆走过。我没有看到她在史家怎样给人赔礼,我相信她一定无条件割地赔款,不会提出追究战争责任的。后来,妈妈对我说,史家的父亲很通情理,他大概说了“我们那个小子不是个东西”之类的话。

  我不是基督徒,但那时我相信有一个冥冥之神的存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躲不过他的眼睛。他是一个统计家,每天根据我们的行为,好事记一个红豆,坏事记一个黑豆。这种想法让我轻易不敢说谎,那个统计家在看着呢。我想让他知道我服罪的心情,让他多给我记几个红豆,以抵消那个黑豆。

  上大学时回想起这段历史,我想,我失去了一个绝好的翻身机会。东北俗语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只要我继续做出谁要敢惹我,我就敢捅他的姿态,史家小子和别的孩子绝不敢再欺负我。当然,那可能会引来真的敢动刀子的孩子的挑战。那样一来,我的一生可能就完全改变,走向另一个方向。

  但是,要做一个好孩子的根深蒂固的好想法断送了我这个方向。返回

8.服不服

  我的母亲善良而软弱,对暴力怀有深深的恐惧,从不喜欢与人冲突。有一次她好心地提醒一个邻居她孩子有一个不大好的习惯,结果遭到那位邻居的詈骂。那妇人在胡同里骂了一个小时,使我妈妈躲在屋里不敢出门,为那妇人骂出的话脸红。那个孩子是我的玩伴,我妈妈对他很好,便自以为有辅助教育的责任,没想到人家不领情,反而说我妈妈恶意中伤。我妈妈善良而宽厚,过一些日子,那妇人没事一样向我家借粮,我妈妈没有拒绝,只是在她走后奇怪地说:她怎么能好意思呢?我妈妈知道我在外边很受欺负,每次我挨打回来,她总是说: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在我小刀刺小史之后不久,一天放学,我被几个比我大的孩子围住,事后推断,这是小史请来替他出气的。他们不敢光明正大地为小史报仇,他们逼我承认我欺负了同班一个女生,我当然不能承认。他们便打我的耳光,一边打一边问:“服不服?”问一句打一下。我表现得极为出色,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要佩服自己,与黑车事件相比,我那时的举止简直是英勇。我一边挨打一边坚决地说:“不服!”结果我的脸被打肿了。我妈妈很心疼,她说:你就说服了又能怎么着?你又不少一块肉。我没有说话,但心里想,那怎么可能。我妈妈又问:你怎么不跑?她用种种手段问了我很久我才告诉她:那显得我多没能耐,让人笑话。我妈妈气得哭笑不得:你站在那挨人家打就有能耐了?后来我妈妈在对同事亲戚介绍我时,经常补充一句:这孩子老实,或者说:这孩子有点傻。

  我并不想当傻子。只是那时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没有体面的方式使我地放弃一个孩子的自尊。如果我不能做一个胜利者,也只能做失败者,不能是逃跑者,更不能是投降者和求饶者。返回

9.我是流氓我怕谁

  不记得是小学几年级时,我们那栋房西头搬来一户人家,据说他家之所以搬来是因为他家孩子总与人打架,在别处住不下去了。我现在评价,这孩子并不喜欢打架,他只是喜欢欺软怕硬而已。在我动刀之后他吃惊不小,但很快,他又重新认定我是一个可以欺负的对象。妈妈常对我说:咱躲着点,人家那都是流氓。

  流氓,那是一个我们完全陌生的群体,他们意味着无恶不作无法无天且无所不能,意味着亡命徒,只以作恶为乐事。惹上了流氓,就意味着被不停地骚扰,被无休止地讹诈。好人在与流氓的对立中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好人在明处,流氓在暗处;好人单枪匹马,流氓成群结队;好人有正事要做,流氓以作恶为职业。所有这些,都把流氓符号化,化成了一个撒旦。

  王朔人物说:“我是流氓我怕谁?”有人把这句话作为王朔之为代表流氓的例证。我想这误解了王朔。我有时觉得并不存在一个叫做流氓的群体,即使有一部分人可以被称为流氓,也与人们的想象与港台警匪片的描述相差甚远。如果我们承认流氓也是人,那么流氓就不可能没有恐惧。事实上,做一个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立的流氓,他所面临的恐惧只会比普通人更多。因而“我是流氓我怕谁”决不可能是流氓的自述,而是人们想象中的流氓。这句话表明了人们对流氓的恐惧。也许正是这种恐惧给流氓们指出了方向。

  好人为什么会如此害怕流氓?我小时候不信邪,我对妈妈说:我跟他们拼,打死我,他们也得偿命。妈妈说:孩子,咱们跟他们换命不值得。这使我知道,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的生命价值与他们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我想,我与谁换命是值得的?在妈妈看来,我与任何人换命都不值得,因为我是她的儿子,别人不是。但在许多人看来,值与不值另有标准。大学生张华为救一个农民而死,有人认为不值;如果梁晓声为救一个小偷而死,会有更多的人说不值;灵山黑车上的大学生们,没有人会认为自己与车匪的生命等值。但当时,妈妈这句话对我很有说服力。我开始避免与人发生纠纷,并在纠纷中主动后退,后退当然要忍受一点屈辱,看着那些因欺负人而洋洋得意的同学,我想,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哪有时间用在和你们打架上。再过十年,你们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果然,上大学之后,我逐渐听说了那些我当年躲避的人的命运,其中有一些进了局子,判了刑。但是现在我想,这不能成为我放弃暴力的理由。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上小学五年级。高考开始成为学校教学目标的一部分。我的初中一年级是在小学上的,叫做戴帽,在小学被称为六年级。班级开始排榜,当时我们对这个词还感到很新鲜。我认为它就是水泊梁山或者瓦岗寨众好汉的排行榜。而这排行全凭考试决先后。新来的岳老师喜欢学习好的人,我在班里的地位很快从中等偏下提高到前五名之内。很快上了重点初中,上了重点高中,我周围的气氛一步步朝向有利于学习有利学习好的人的方向发展。很少有直接针对我的暴力了。

  我疏远了暴力。返回

10.武德

  “武”曾经是一种德行。

  有成语云:胜之不武。意思是说,在某种情况下,就算是赢了,也是不光彩的,因为违背了“武”德。在我上小学时,我们还有一些武德遗风。孩子们打架,单扣而胜,是一种荣誉,打群架也是不错的谈资。几个打一个,或者大的打小的,胜的一方也不好意思拿出来夸口。

  对武德的一种浅陋的理解类似于拆字游戏——止戈为武。能平息干戈乃是最大的武德。然而何以平干戈?唯以干戈本身。武德应该是一种公正的暴力,它的前提是具有使用暴力的能力。孔子通六艺,能骑马射箭;李白腰中常佩宝剑,也不仅仅是装饰;鲁迅曾有柔道段位;毛泽东曾“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武德不仅是武夫之德,也是文人之德。是社会公德。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人远离了暴力?

  在我上小学时,好孩子的标准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好。到了我上中学时,高考恢复,学习好成为优点,并逐渐成为最重要的优点,乃至唯一的优点。而打架好从来就不是优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谋反不一定要有行动,有意图,只要有能力,便有嫌疑,便近于谋反。打架好不是优点,打架不好就成了优点。我便自以为具有这个优点。敢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也是一项优点,但这个优点指的是向老师及时地打报告。

  武德在任何一种权威话语中都没有地位。在衡量好孩子的标准中,没有丝毫武德的位置。

  现在,如果你到一所中学或者小学去宣讲武德,提倡尚武精神,训练学生们保卫自己的本领,必定会被校方轰出来——学武术等于学打架,学了打架就要打架,迷上了打架就成了流氓。这种逻辑和青春期教育很相似。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八十年代有很多人把青春期生理卫生教育视为洪水猛兽,讲解性知识,就等于鼓励性行为。恨不得把孩子们一个个变成中性人,最好能先把他们阉了,等到毕业时或者结婚时再给接上。当然这在技术上有点难度。但我想,孩子们的暴力本能已经遭到了阉割。

  许多中学都制定了绝对禁止打架的规矩,打架双方不问原因一律同样处理。这已经完全否认了自卫的合理性。校方给出的方法是,他打你,你不能还手,要去告诉老师,由老师处理。这就意味着,当你遇到暴力的侵犯时,你只能干抗着,或者逃跑。

  现在的学校依然宣称,它们的教学目的是要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对此我很不相信。我相信在很多学校看来,学生根本就不是人,而是它们高考升学率上的砝码。它们关心的也不是学生的身心全面发展,而是它们能否成为高考机器。任何妨碍高考的东西都应彻底排除,暴力自然也在其中。返回

11.四平一中

  四平一中,是我读高中的地方。我喜欢我们的班级以及两位班主任,也喜欢一些很多教过我的老师。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学校,甚至可以用“恨”这个词。

  一次放学,我班一位姓李的同学在校门口与应该被称为社会青年的一个小伙子发生了争执,李同学个子瘦小,胆子也小,正在挨社会青年的打。我班另一位同学赶到了。我现在认为,他具有和梁晓声一样的心理动力,他不能容忍本班同学被人欺负,起了侠义之心,冲了上去,并以胜利告终。这件事使他被许多同学视为英雄。相反,李同学却在人家为他打架时跑了,很遭大家鄙夷。

  但是英雄却遭到了来自权威的打击。事情发生后,四平一中决定给他处分,因为他在校门口打架斗殴,破坏了四平一中的形象。这是当时的校长兼党委书记任殿生统治的四平一中当局做出的决定。这个决定完全颠倒了是非。正当的暴力得不到权威的支撑,只会一天天地枯萎。如果一个人在这样的学校中度过了童年少年,我不能指望他们能在灵山的黑车上有什么作为。

  李同学后来考到了上海一个学校,早已失去了音信。英雄自沈阳武警学院毕业后,分回四平,在公安局工作。我希望他仍然有当年的正气。大学毕业后某一个假期,我曾在四平天桥碰见他,他依然浓眉大眼,身壮体健。但我忽然忘了他的名字,直到他在给我留下地址,我才重新回想起来。

  我需要再次强调他的名字:郑彪。返回

12.园丁

  在对待中小学教师的态度上,我赞同池莉的态度。她坚决地在回忆录里记录了一个教员对她的伤害,并说:“从此,对这个人我只有两种称呼,陈同圣或者狗。”对于当年的四平一中当局,我也持这种态度。

  任殿生不是非暴力主义者,他本人就是一个暴君。在他统治四平一中的几年里,从他本人,到副校长董某,到教导处处员,直至体育老师,都由一些喜欢体罚的人担任。我们班有很多人挨过他的耳光。任殿生以及他的领导班子,把四平一中变成了一个监狱,一个集中营。任殿生制定了种种苛刻的规矩,以便同学不小心违犯,好让他有体罚的机会。比如学校的主楼,任何人一进楼门就要脱帽,冬天也不例外,说话也必须低声,仿佛进入他的宫殿。许多人为此而被罚扫楼道,被罚手执扫帚拖布在楼梯口示众。一次,我班夏同学和另一位李同学下课时打闹,互相追逐,跑到了主楼后面,这一区域是任殿生的禁区,他规定学生除了上学放学,不得来到此处。任殿生在楼上看到了夏李二位,据说他当时正接待从上面来的领导,夏李二位在此撕疯,损害了学校的名誉。于是夏李二位遭到了任校长的痛打,李同学外号小二黑,被打得两眼乌黑。

  我不能把这位校长说得一无是处。任校长是教师出身,据说教学水平很高。任校长自称啥都不怕,敢于打流氓学生,使四平一中少了很多所谓社会青年的骚扰。这当然是任校长的好处。但是,我依然不能因此而说他是一个好校长。

  在我们小时候,我们被认为是花朵,需要园丁管理,我相信有很多花朵会感谢爱他们的园丁。但是,我不喜欢园丁们自居有功,在各种场合告诉我们,没有他们我们将会成为白痴。每到这时,我就想,教学是你们的工作,教好是你们的本分,教不好是你们的失职。我尤其不能容忍那些善于把人炮制成九曲之梅的园丁们的自夸。这就好比一个园丁对一棵他既不施肥也不浇水反而三天两头地揪叶折枝的树说:你看,你比三年前长高了百分之二十,这全是我的功劳。这就有点恬不知耻了。

  如果能够把人比喻成植物,可以简单地把植物的叶子区分成好与坏,并且可以简单地认为对于好与坏的叶子可以分开处理。那么一个好园丁应该扶植培育好的叶子,比如勇敢、真诚、友爱;掐去不好的叶子,比如狡诈虚伪、趋炎附势、欺软怕硬。我不否认四平一中有好的园丁,但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好的苗圃。这个苗圃的目标就是让花朵们在两年之内长高,所有妨碍长高的叶子一律掐掉,甚至不惜先把他拔高,让它几年后缺水死掉。

  在我十多年的学生生涯中,也有许多老师让我一直怀有敬意。比如我的初中物理老师,他叫陈延安。陈老师的课当然教得很好,从他那里,我开始知道物理学不仅仅是一种具体的知识,还是一种方法。即使这些,已经足以让我谢他。但是,他让我深怀感激的是另一件事。我在他家中看到了一个条幅,上面写着:真善美。这个条幅给我开启了一扇门,让我看到了一个与我的周围完全不同的世界。直到上大学后,我才第二次见到这三个字连在一起。返回

13.寻找暴力本能

  1987年,我在南京。多年的校园生活使我早已疏远了暴力。我想到了关于暴力的问题,我相信,一个人应该以死的勇气捍卫自己的利益和尊严。对于同学间的争端,我不能无原则地回避暴力,但我坚持不首先使用暴力——这个坚持也是很滑稽的。暴力终于发生,我与哲学系的一位研究生之间发生了争执,他侵犯了我,我却突然发现,我已经失去了暴力的心理动力,我竟然不忍心打他。于是,这次战斗我失败了。我感到耻辱。几天后,我第一次成为挑衅者,打上门去。我没有取得十足的胜利,在他的胸前印上了几个鞋印之后,就被人拉开了。我对他说:这事没有完。但我很快失去了理睬他的兴趣。我把这作为我的进步向我妈妈汇报,同时指出她对我的非暴力教育是有害的,使我失去了暴力的勇气和技能。我妈妈回信说她很伤心。她觉得我学坏了。

  我这一代的暴力本能并没有完全被阉,至少,我的小学并没有完全淹没在学而优则仕的阴影之中。在我读大学期间,我的同学也有过许多与流氓的战斗。如果灵山那辆车上坐着我大学时的班级,即使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也是我们的暴力战胜了他们。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自由生长过。从幼儿园时代起,他们就已经开始了指向大学的道路。我不能指望他们会拥有暴力。

  打不打得赢是技术问题,打不打的本能问题。梁晓声承认“他并不会什么功夫”,但是他有一口气在,这口气使他不计个人后果,冲上去。而我们的新一代,不但没有技术,连一股气也被磨蚀掉了。

  暴力本能在去势之后,并没有消亡。残存的暴力却以另一种阴暗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我大一时,一天夜里,我们系79级的一位学生在同宿舍一位熟睡的同学脸上砍了几刀。据说,凶手内向拘谨,与被害人也没有多大的仇恨。只是一些为小事发生了争执,一口气闷在心里,不得释放,便有此下策。事后,物理系以此为例,教育同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大概是有点效果,直到现在我没有听到吉大物理系又发生类似的事情。今天想起这件事,我认为这是凶手被阉割的暴力本能的畸形释放——他已经不能不会堂堂正正地使用暴力了。

  我想起在灵山的汽车上,大学生们如果有谁有一种武器,可以悄悄地制人于死敌,他会不会用呢?返回

14.暴力与社会分工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工是必然的。如果每个人能各司其责,尽职尽责,就是一个好的社会。我常说:管好自己的事,不要管别人的闲事。我相信这是有道理的。有一次学校着火,引起喧嚣。我甚至没有围观。我对于宣传救火英雄是不以为然的。在城市里,救火需要专门的技术,没有经过培训的人参加救火,往往会帮了倒忙。救火首先是消防队员的事。有一天看电视,一位上海移居香港的女作家说:在香港,凡是与公共治安有关的事情都可以找警察。她举了一个例子,她刚到香港的时候,有一天晚上,邻居打麻将,声音太大,吵得她睡不着觉。她打电话问朋友该怎么办。朋友说,叫警察。她给警察打了电话,警察很快就来了,使邻居的麻将声小了下去。

  人们已经适应了远离暴力的生活。在孩童时代,一个孩子在与临村孩子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是可以炫耀,可以引起许多孩子的尊敬的,甚至大人也会说,这孩子有两下子。而城市里的好孩子如果炫耀武力,将会遭到家长和老师共同指责。如果我在报社对同事们讲我的打架经历,大家一定会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依照法律,个人没有惩罚的权力,一个人打了你,你当时还手可以叫自卫,但是打的太重又叫防卫过当。

  很多人写文章,介绍美国情况。出门要带零钱,遇到打劫的千万不要反抗,给钱就是。在这种行动中,给钱的人还会不会感到耻辱?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被打劫已与上高速公路交费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在许多美国影片中,我们看到,警方告戒百姓,遇到暴徒不要抵抗,要设法通知警察。就如遇到火灾首先要通知消防队,遇到暴力首先要通知警察。

  在社会工作被一条条地划分为各个工种的同时,人自身的本能也被各工种划分了。

  与语言有关的部分我们交给诗人,语言学家;与旋律有关的部分我们交给音乐家,歌手;与肢体运动有关的部分我们交给运动员,医生;与暴力的部分我们交给警察。

  空对空地说,流氓非法使用暴力侵犯他人,警察合法使用暴力对付流氓。但是警察并不是专为对付流氓而设的。政治书告诉我们,警察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它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警察的第一任务并不是保护公众,而是保护政权。

  1989年7月,我在沈阳火车站与两个警察发生了武斗。当时是夜里零点左右。我在沈阳换车,在找签证处的时候,有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毫无教养地对我喊:“你哪儿的,我说你呐!”我以为他是这儿的地头蛇,见我闯到了他的地盘,所以有此一问。我不能忍受这种无理,便说:“你管我是哪儿的?”于是开始了武斗。一对一,我勉强还能维持。但很快,他又来了一个帮手,一个长着长脸的中年男人。两个人把我往车站的阴暗角落里拖,我心里很清楚,在这个地方,他们打死我白打。我便使了个金蝉脱壳,把上衣留给他们,跑了。我跑遍车站,从候车室到售票室,没有找到车站派出所。事实上,我已经到了车站治安室的旁边,但门外的车站服务员告诉我不在这里。最后我终于被追我的长脸的中年男人抓住,把我扭送到治安室,我才知道打我的人是警察。长脸男人对我说:“我们这还是轻的,你要是碰到市局的,打的还狠。”

  如果警察的心中没有公正,他们就不会公正地使用暴力,公众就得不到公正的暴力。

  除了问路之外,我还没有得到过任何来自警察的帮助。返回

15

  面对暴力,我感到尴尬。返回

  199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