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朝:删节

(1999年6月14日《计算机世界》报)

  倘若一种声音,在呼唤“创新”的同时,又对你的智力、悟性与判断能力表示怀疑,那是什么道理?

  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学博士刘华杰先生担任主编,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哲学博士孔昭君先生担任副主编的《计算机文化译丛》,给我带来了上述疑惑。

  “我们校园里许多大学生整天忙着写程序以至毕业后为别人写程序,他们无暇、也没有勇气去思索、去构思一些基础性的、具有影响未来战略格局的重大问题,如此短视行为是与当前的社会价值中的某些倾向完全一致的,长期下去对我国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产业发展很不利。”

  期望“大学生”们不要“整天忙着写程序”,而是关心和构思一些“基础性的、具有影响未来战略格局的重大问题”的呼吁,在我这个仅仅是大学生出身的人看来,似乎不堪重负。恰恰相反,我自己是“忙于”写程序,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认真地写程序,写出好程序来的。至于基础性的、影响未来战略格局的“重大问题”,如果那些坐在这个位置,或者领取相应薪水,掌握影响公众权力的各类人士,他们尚未对这些“重大问题”提出真知灼见的时候,大学生们又可以有何作为?

  倘若大学生们在关注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与我们的专家、博士、教授们的观点不一致会怎么样?倘若大学生们中的一些人,渴望在了解、理解、探索这些个“重大问题”的同时,了解更多的关于事实,关于实情,关于真相一类的材料,我们的专家、博士、教授们采取躲躲闪闪的态度会怎么样?倘若大学生们在实验、经费、报酬与他们讨价还价会怎么样?倘若大学生们对教材、课堂、教学内容、考试、课程设计、论文中提出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会不会得到简单的搪塞甚至粗暴的拒绝?

  大学的教育对促成一种自由、健康的学术风尚至关重要,但这种风尚首先是对自由地质疑的首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躲在某种幕布的背后,以习惯的权威的口吻,以故做的沉思,在对旁的人提出如此的道德责任,殷切希望之余,行使着权威的手段。

  我要举的例证有关“删节”。

  当然,在阅读这套《计算机文化译丛》的过程中,我要向编者们的眼光和付出的艰辛劳动致意。但当编者们“出于对国情的考虑,在不影响原作者观点表达的前提下,对于书中个别文字(主要是引证的事例)有所删节”的时候,我似乎觉察到究竟什么在阻碍着人们直言不讳地交流。

  首先在“是否删节”的问题上,编者们表现出极大的责任心,但同时也是对读者判断力的不信任。特别这仅仅是关于计算机的文化丛书,如果真的达到需要“删节”的地步,一方面说明原著的思考深度已经达到我们的编者宁愿删掉,也不能让缺乏判断的读者昏头的地步;另一方面,则说明编者们一直天然地以为自己在“删与不删”方面的威权,并自然地行使这一权力。

  也许缺失的符号的确只是一些语言的垃圾,也许这个符号会带来政治鼓惑、民族仇恨、色情煽动,也许这个符号会令某些人士恐慌、不悦和反感,但是,需要提问的是:那些将“筛选信息”的权力不容质疑地据为己有的人,是否感觉到这样做的后果会在——也许对这套书的影响还不之余大——禁锢思想与规约习性方面起到先锋作用?诸如此类的“删节”,在大学生们的读物中还有多少,这些删节对削弱他们的思考能力,弱化他们的心智,裁剪他们探索的空间,起到了什么作用?

  比尔·盖茨们在宣称让人们过一种“通盘为数据记录所表达的生活”方面一向以权威自居;尼葛洛庞帝们在把“制造未来”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方面不遗余力。而另一面,我们的竟然是标示计算机文化的读物,却在“删节”时用心良苦,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悲哀。

  也许,在编者的身后,还有什么令人心悸的眼睛?

  当然,对于段永朝先生的观点也有人不太赞成,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于峻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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